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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摞病歷，對我說：“上次讓你幫著查的那個病，我回去找了些朋友，請他們把能找到的關於這個病的個案病歷都發給了我。中英文的好說，德文日文的我已經翻過來了。你今年要進副高，拿去寫篇東西吧。分析的時候仔細點，也算沒白費了一條人命。”兩星期後寫好了拿去給他看，他只肯在第二作者的位置署名，又問我要投給哪家雜誌。我本想找個國內的期刊發表了就行，他卻說：“可惜了。這麼罕見的東西，讓更多人看到才有用。投給SCI吧。”於是就真的投給了SCI。吳南舟把關，數易其稿不厭其煩。

坦白說，做醫生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打算在寫文章上下功夫。我始終認為，把時間花在臺子上病床邊才是天經地義的醫者本職。哪怕是記病程寫病歷這樣的繁雜重複勞動，只要肯認真記錄仔細分析，也是給後來人留下第一手臨床資料以供學習參考。那些一心搞科研的醫生，不會有太多精力勻給病人。

倒不是說科研不重要。科研是推動醫學技術向前邁步的根本動力，沒有科研，醫學現在可能還停留在巫師跳大神的層次上。醫生對病症有了大量的臨床經驗後，必然要將其上升提煉到理性認識才算更上一層樓。但是現在在整個中國，科研和臨床的關係被本末倒置。本應是醫生在經歷了大量的臨床案例後總結經驗尋求規律的，卻在以科研文章數量來衡量醫生優劣的環境下，變成了先強努著寫文章，有餘力了再按圖索驥學著看病。

扭曲的制度必然會造就扭曲的環境。連續幾屆院高層都覺得，學科帶頭人這樣的高深概念放在醫院網站裡貼到科室牆壁上，對外才具有強有力的號召力和競爭力，只有能在核心期刊上經常發文的人，才是科室的中流砥柱。可悲的是，連病人們自己，現在也是看見各種頭銜就趨之若鶩，完全不曉得打聽打聽醫生是MD還是PHD出身。臨床的情況太複雜，的確沒人可以將熟能生巧的必然規律和手術成功率劃等號，可是你能放心把自己的性命交託給一個天天舉著試管圍著離心機轉悠的人麼？

打電話給吳南舟報喜的時候，他可能正在外邊約見什麼人，接通後說起話來聲音低口氣硬。我興高采烈的說文章發了問他什麼時間能出來我要請他狠搓一頓，他只說了聲“知道了”就匆匆結束通話。

我端著黑屏的電話直愣神。印象裡只有我剛工作犯了低階錯誤時他這麼冷淡的訓過我。雖然明知不是針對我這麼疏遠，心裡卻一直很不舒服。我不禁往最麻煩處猜，“難道他在和他的暴戾老婆當面談離婚？”

等到下午六點多他給我回過來電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