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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確能為他的存在供應充足的養料，然而勢必無法長久。因為人總是習慣多元的，在如今這個時代，即使不喜歡西方自由的價值觀，仍然無法阻擋人們知道世界上有著名為“自由”和“個性”的東西。有了“自由”和“個性”的權利以後，人們還會心甘情願保持同一個信念嗎？

大概不會吧。他心想。否則，米哈伊爾開放言論自由以後，他也不會衰弱得那麼快。

可是——他又在試圖把自己繞進去了——這一切真的是“自由”的錯嗎？難道他的存在，就不能允許“自由”也同時存在嗎？這和他的目標似乎也不一樣。他仔細地想了想，沒有任何一本著作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里的人們是沒有思想自由的。

那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呢？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對曾經追求的理想厭倦了呢？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變得不再有號召力了呢？

他的腦海中忽然浮起一個畫面，雨中的貝爾凡德爾宮，集會的青年，菲利克斯收起的傘。

——“如果您一如既往地禁錮整個東歐，總有一天，您會徹底地、永遠地失去我們。我們所有人。”

——“不，我的理想還沒有實現，我絕不能讓你們離開我，絕對不行。”

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吧。

他忽然覺得，無論是用強權也好、還是試圖改革也好，自己似乎一直在想盡各種方法阻止大家離開；然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他，卻始終沒有仔細考慮過，究竟該怎麼讓人們相信自己。

所以，他為之奮鬥的所謂理想，到頭來也沒有實現；他奮力爭奪的東西，到最後也沒能到手。所有留下的，只有一段輝煌的回憶，一堆冷硬的現實，許多危險的武器和一個不知道該怎麼評價的時代。

他身為一個國家的遺產，就只有這些了。

保爾不禁感到一些哭笑不得的悲涼。

“露西亞，我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嗎？”

“當然不是啊，”伊萬握住他冰冷的手試圖傳遞一些熱量給他，雖然他知道這只是徒勞，“蘇維埃同志，您是一個勇士。”

伊萬否決了很多選項，最後他覺得這個詞用來形容保爾最為貼切。在他看來，保爾毫無疑問是勇敢的，敢選一條沒人選也沒人認為他能成功的路，敢去做不一定有人跟隨的先知，僅憑這兩件事，就沒有人能說他不是勇敢的。

“即使最後沒有勝利又能怎麼樣呢？您所做的一切，即使是那些離您而去的人，也永生永世不可能忘記。”

伊萬看著他，露出一絲微笑：“我還記得20世紀初的世界，經濟封鎖、政治孤立、意識形態對抗——這就是世界給您的歡迎禮。然而您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自己完成了前兩個五年計劃。您還記得當時您對我說什麼嗎？我到現在都能背出來——‘我要在十年之內讓您變成歐洲最強的工業國。不管西歐的、中歐的那些人有多強，只要我許諾，我就一定會讓它實現。’——您做到了。”他輕輕喟嘆了一聲，感覺保爾冰涼的手在自己掌心捂了半天，終於有了一點溫度，“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想，除非您不再需要我，我絕不主動離開您。”

為什麼會這樣呢？大概是他在保爾的身上能找到自己缺失的部分吧。那時也是，之後的很多時候也是。某些執著堅定的信念，某些誓不罷休的決心，某些近乎天真的真誠——某些心裡的“熱”的東西——

保爾聽到他的話不禁笑了。“真巧啊，我也覺得，那是我一生裡說過的最真誠的話了。”

伊萬在心裡搖了搖頭。您一直都很真誠，只是您從未這麼覺得。

“所以說，您不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敢於嘗試從來沒有人嘗試過的道路，即使遍佈荊棘也依然走了這麼遠，您——是個勇士啊。”

※

12月23日，鮑里斯來到克里姆林宮，要求米哈伊爾交出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權、發射2。7萬個核彈頭的“核按鈕”和總統府。臨走時，他對伊萬說：“請您不要憎恨我，您將會看到，我給您帶來了真正的解放。”

12月25日晚上，米哈伊爾在總統辦公室，面對著攝像機、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了辭職講話。他為自己進行了最後的辯護，不過隔著攝像頭和電視機，他也不知道人們究竟買不買賬。講話結束後，他走出辦公室，對著等在辦公室門外的保爾十分誠懇地說：“蘇維埃同志，請您一定要相信我，我做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為了傷害您。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保爾對他露出如沐春風的笑容：“當然，米哈伊爾同志。我相信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