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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ering　Cancer　Center）複查，所以先離開了。我獨自在祈禱堂裡又坐了一會兒。不管琳達在電話中表露出什麼樣的懷疑，顯然都只是一時衝動，她幾乎不承認有這回事。琳達說：“母親絕不會這樣要求子女。母親只會消除子女的痛苦，怎麼可能讓子女受苦？”這也許是種合理化的藉口，女兒治不好她的病，是因為她未曾開口要求，這個故事也能保持圓滿。

但應該不只如此，她這樣做也是出於衷心的關愛。我聽見琳達在屋內輕聲哼歌給女兒聽，有人咯咯笑著回應，她這樣照顧女兒將近20年，日復一日，從不間斷。費斯汀格是否想過，尋找合理解釋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　？＇…＇他可曾想過謊言與關愛竟如此糾葛不清？

腦中的“魔鬼代言人”

我讀心理學研究生期間，曾在一家大型醫院的神經科病房工作，病房裡有些人就像奧黛莉一樣，蜷縮在床上，昏睡不醒，四肢僵硬冰冷。我對一個小男孩印象特別深刻。有時候我站在他們床邊，念著姓名牌上的英文字母，心想這些人是否只剩下軀體，魂魄早已離開了呢？

那時候，有科學家嘗試從精神生理層面，探究認知不協調理論。20世紀頗負盛名的神經科學家拉瑪錢德朗（V。　S。　Ramachandran），就在探尋哪些神經物質會引發拒絕與調適的心理反應。他認為在人類左腦某處，有某種由神經元構成的組織，一旦內在信仰體系受到劇烈衝擊，此組織便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提醒我們去平衡認知衝突。他將此組織稱為“魔鬼代言人”。不過大腦右半球也有神經突觸與細胞構成的神秘組織，處於活躍狀態時，會釋放資訊，壓制左腦神經元組織的作用。

拉瑪錢德朗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助教李伯曼（Matthew　Lie…berman）說：“並非所有人都會依循單一的思路，設法為一切事物尋找合理化的解釋。”李伯曼以東亞民族為研究物件，仿效費斯汀格開展了一個為不同酬勞而說謊的實驗，“東亞人不像美國人那麼喜歡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李伯曼認為，東亞文化長期以來深受禪宗思想的影響，較能包容矛盾對立的觀點。表面看似不合常理的悖論，但如果你能從其他角度解讀，你便能領悟其中深含的寓意。

受到獨特文化的潛移默化，東亞人腦部神經元便發展出不同於美國人的反應特性。李伯曼說：“這不表示亞洲人感受不到認知衝突，只是他們比較不急於減低衝突。”李伯曼推測，前扣帶回可能就是腦中的“異常偵測器”或“魔鬼代言人”，再者腦部的前額葉皮層就是我們進行合理化的所在，而東亞人腦部通往此處的路徑比美國人少多了。他說：“如果是這樣，東亞人和美國人感受到的認知不協調其實不相上下，只不過東亞人不是那麼執著，他們並不是非要得到回應不可。”換言之，亞洲人即使面對無法解釋的現象，也較能淡然處之。

無法調和，那就敞開心胸

這種天氣讓我擔心。12月3日，溫度17℃，天空一片灰暗，庭院裡只有一朵玫瑰綻放，彷彿在傳達某種啟示。費斯汀格認為，擔憂也可以用來降低認知衝突，說來有些諷刺。你害怕找不到好理由，所以編造一個理由，以此解釋你的憂慮。但我們怎麼知道哪些理由確實合理？哪些只是藉口？如果我是東亞人，也許我連想都不想。然而地球日趨暖化似乎不是危言聳聽。12月初，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臭味，我看到地上有隻甲蟲，多節帶刺的腳在溫暖的空氣中揮舞，腹部下方明顯可見一灘分泌物。

琳達去過斯隆癌症中心後，已經返家休養。一星期前我去拜訪她，我滿腦子都在想她的事，或者應該說是我的前扣帶回一直在思考她的事。我做過若干調查，有些嚴謹的醫學專家表示，奧黛莉的情況確實罕見。那位猶太裔的面板科醫生說：“我只能說，她的面板狀況是因化療所引起的，但她母親堅稱，奧黛莉並未接受任何化療。”為奧黛莉看病的小兒科醫生說：“我不知道。我看過她掌中出現十字，血色的十字，你可以說那是血漬，不過十字出現在表皮之下，所以不可能是割傷形成的。我無法解釋。醫學通常是把圓的東西放進圓洞裡，但奧黛莉的症狀就像個方型的東西，就是套不進去。”

琳達告訴我，天主教會會派人來訪查，他們表示奧黛莉可能真的是聖徒。露比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我希望她能被封為聖徒。”語氣就像啦啦隊隊員。天主教會最近一次冊封聖徒是在1983年。一名3歲女孩吞下一整瓶含氰化物的止痛劑，醫師全都束手無策，一名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