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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指著請上貼的夏、春、秋、冬四幅山水日曆畫說：“還是七九年的，都這麼多年了。畫的主人的名字都沒人知道了。”我說：“怎麼就知道是大陸人，說不定是臺灣香港人。”魏力指一處圈了的日期的小字說：“打電話作的記號，簡體字。”我湊近看了是“上海長途，三分鐘”幾個字，於是說：“將來有人修留學生史，這就是文物了。”

學校附近實在找不到便宜點的思文才答應搬去的，搬去之前還抱怨我不肯耐心點好好找。我問她怎麼學校附近房子就貴了這麼多，她說：“這是夏天，到冬天你就知道了，這麼深的雪，”說著在膝蓋上劃一下，“這麼大的風，”說著晃一晃身子，“人都會吹跑去。去年我從教室到宿舍，都是彎了腰退著走回去的。”我問她學校有沒有小套間租，她說：“有的，一室一廳，五百塊一個月你住不住？”我一吐舌子說：“別嚇我，我膽子小。”她說：“文靜就自己一個人住了一套，她想得開。”我說：“跟她比，她活四十歲就算了，一年是一年。”她說：“學生總有有錢的，加拿大學生很多兩個人同居了租一套，到下個學期男朋友女朋友又換人了，不算奇怪。他們不象我們幾塊錢也算著要省。我們的留學生靠獎學金養了老婆孩子，還開輛破車，還有錢存到銀行去，外國學生沒人相信，都說難以想象。”我說：“中國人生存能力是強，窮慣了嘛！”

鮮水街到紐芬蘭大學要走半個小時，是凱塞琳開了小車為我們搬的家。凱塞琳是思文系裡的助理教授，思文叫她小老師。我看著她一點都不小，快四十歲了。偷偷問了思文才知道比我大不了兩歲。於是我也叫她小老師，她聽了一臉的高興。思文告訴我說：“小老師最善解人意，每次來看我都戴著我送給她的景泰藍手鐲，提著蠟染的手提袋。”我一看果然是的，偷偷的笑。凱塞琳一邊開車一邊問：“Are　you　talking　about　me？”我吃一驚，怎麼外國人也這麼善於察顏觀色。我用英語說：“你聽不懂中文，怎麼知道我們在談論你？”她說：“I　know　”。我對思文說：“可見世界上人心都是相通的。”思文翻譯給她聽了，她連連點頭說：“I　think　so。”我又說：“在國內只以為西方人自行其是，看來並不是這樣。”說了要思文翻譯給她聽，思文說：“你講話也要看人看場合。”思文用了家鄉的口音講這句話，似乎這就可以隱匿得更深一些。幾口箱子和一些飲具分兩次運完的，第一次我抱一隻撿來的黑白電視機坐在前排，第二次後排塞滿了，思文就坐在我身上。小老師說：“Each　time　Gao　has　something　on　him。”樂得我和思文笑個不止。搬完了思文留她吃晚飯，她一口應了。又問能不能把她丈夫麥克也叫來。思文說：“Of　course。”她馬上就打了電話。做菜的時候思文說：“外國人觀念和中國人不一樣，凱塞琳是美國加州大學畢業的博士，麥克是旅館烤麵包的，想不到吧？”我說：“那她丈夫還不是個出氣筒，怎麼活下來的？”思文說：“我看也挺好。”我趁機說：“要是中國人，這做丈夫的要倒血黴了，別在的陽世上做個什麼人了。”思文警惕地望我一眼說：“你這是說誰呢？”我說：“說那些得了勢的中國太太呢，當然你是例外。你不例外那還有誰例外！”說著麥克來了，提著一個巧克力蛋糕，凱塞琳把蛋糕提得高高地說：“Mike　made　it，Mike　made　it。”吃飯的時候麥克問我到加拿大這幾天什麼事情最感到新奇，我心裡想：“最新奇的就是你的後腦勺那根辨子，跟中國清代男人一樣。”又不知說了他會不會不高興，於是說：“最奇怪的是那麼大墓場就在市中心，總是給人一個提醒，不怕傷了每天來來往往的活人的心嗎？”思文譯給他們聽，他們一齊笑了。

他們去了我問思文：“這裡算不算貧民窟呢，這麼髒的地毯。”她說：“也許就算，誰知道呢。”我說：“有電爐、暖氣、熱水和冰箱，在中國也算好的了。”她說：“你又拿中國來打比，你現在站在加拿大土地上，你知道不？不知道多少人羨慕你嫉妒你，可你呢，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不怎麼大家都想往這裡跑，來了就不想走？”我說：“那得謝謝你，讓我跌到福窩裡了。”她說：“要換了別人的丈夫會這樣想，你心裡無動於衷。”我說：“電爐呢，暖氣呢，有了也就這回事，沒有什麼了不起。”她說：“沒有也就那回事，更沒有什麼了不起。當個總統皇帝，億萬富翁也就這回事，也不會長生不老，所以跟當個討飯的也一樣，埋到那墳場都是一樣，大家都公平了，對不？”說著微笑著望著我。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