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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了!”我連連哀聲嘆氣,思文說:“在這個世界裡,嘆氣有什麼用?哭也沒有用。唯一的路就是牙咬緊了,對自己殘酷一些往前走。”我說:“殘酷些是該殘酷些,你對自己不殘酷生活就對你殘酷。老是在心裡同情自己,這個人就完蛋了。可是自己也是個人呀!風裡雪裡這麼絕望地跑,別人這樣我還同情呢,就是自己不能同情!”思文說:“文人的毛病你都兼備了,這怎麼得了!想那麼多幹嘛呢?你去問問別人剛來的時候!趙教授剛從臺灣來還洗盤子呢!”我說:“對,想那麼多幹嘛呢,臉皮厚點!可也得有盤子給我洗!誰給我洗呢,誰?”她說:“咬緊了牙自己去找啊,誰會送工作給你呢?”我說:“咬緊了牙,意志堅強!偏我這人心又是肉長的,不是鐵淬出來的。”她說:“你還承認自己有問題,這可是第一次,聽著就有新鮮感。”
左邊走過去,右邊走過來,在風裡雪裡走了一中午,幾條街都走遍了,問了十幾家餐館,還有加油站,一無所獲,靴子裡已經進了水,溼溼的,腳趾一動更覺著粘乎乎的。一隻靴子又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打腳,走一步都痛。我說:“怪不得這麼大一雙靴子只要兩塊錢,我還以為佔了多大便宜呢。”到了下午兩個人又餓又累,也捨不得買點東西吃。思文說:“今天天氣不好,老闆生意清淡,找不到是自然的。”我說:“要等它天氣好了還有幾個月呢。紐芬蘭冬天又這麼長,越過越長!”問到最後幾家我已經不抱一星點希望,也進去問一下,也算盡了對自己的責任。只好往回走。思文說:“高力偉你別灰心,總會有個結果。”我說不出話,鼻子一酸淚就要湧出來。我“嗯嗯”地應著,裝著咳嗽,把臉側過一邊,拼命忍了淚。我覺得心裡好委屈,可誰也沒讓我委屈!思文說:“明天我們到那邊商業區去找,那邊還繁華些。”我說:“以後也懶得填表了,填表都是沒有用的。加拿大老闆講商業藝術,拒絕你也拒得軟和。”我縮了脖子在大風裡走,想起那些老闆抬眼打量我時的心理,恐怕和以前自己打量敲門討錢的叫花子差不多罷?我把這感想對思文說了。她說:“神經過敏!西方人才不是這樣看人。”我說:“管它西方人東方人,都是狗眼睛。真的,都是狗眼睛。”說了後面半句時,我發現自己模模糊糊有一半是說給她聽的,生怕她意識到,偷眼去看她,也並沒有什麼反應。
風颳得更大,雪飛得更緊,幾米之外就看不清人。思文挽了我的胳膊才能行走,兩人幾乎要被吹倒。我們彎了腰半蹲著走。躲在雪影中我有一種安全感,沒人能看清我。於是我開始罵“這王八蛋的風”,罵了幾句覺得暢快,乾脆扯了喉嚨昂了頭對著天罵:“這挨刀子殺的風!”思文拉我的胳膊說:“別人以為你有神經,別丟我的臉。”我說:“誰看見你了?他也聽不懂!”又大吼一聲:“這狗大糞的風!”思文猛地拉我一下說:“別人看你呢!”我四顧茫然說:“哪裡有人,這天除了要撈口食的人還有誰會走在街上。”她指了路邊一幢房子說:“剛才一個人掀開窗簾看,是個老太婆。”我一看,果然玻璃後的窗簾還在微微擺動。我說:“管它三七二十一,娘娘的奶奶的!反正我不認識她。”她說:“你罵也白罵了,都吹到大西洋去了。”我說:“我不罵也白不罵。風從大西洋吹過來的,城那邊的人都聽見了。”她說:“你別做這下作的派頭。”我哼地一笑說:“那你還以為我是什麼雅人呢,在國內沒看穿被矇蔽了,在這裡總看穿了。”兩人躲到一個屋簷下互相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相視著就哈哈大笑起來,笑著笑著又帶了一點哭聲。那家門開了,一箇中年的白人男子探了頭驚異地看我們,又要我們進屋暖和一下,我們謝了他,又走到風雪中去。我說:“我臉凍麻木了,會不會出事呢?別凍出一張花臉子!”她說:“我都快凍僵了。”
翻過一個山坡風更大起來,人凍得已經不太靈活,行動遲頓,兩人挽緊了還是走不穩。思文說:“退著走吧,去年我走不動了就退著走。”於是轉了身相挽著退著走,果然走得穩些。我們一邊退著走,一邊拍打對方身上的雪。看著到家了,我說:“趁機再吼幾聲。”又對天怪吼了幾句;“哈哈哈,哈哈哈哈!”眼中潮起來。思文說:“好怕人的,我毫毛子都豎起來了。”到了家我把溼透的雪靴踢下來,腳趾都泡白了,一隻腳背上打破了皮,青腫一塊。我咬牙說:“今天是氣爆了,真的恨不得到哪裡找個人來殺一殺!”手中象虛執了一把刀,向前捅幾下,“殺──一──殺。”
到晚上風雪停了,我對思文說出去走一走。思文說:“外面乾冷乾冷的,去什麼!”我說:“在屋子裡憋了難受。”她說:“我跟你去吧?”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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