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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靠她才來的，憑這一點也把你的威風滅了。”他說：“一個國家活在世界上靠實力，誰跟你講平等！人也這樣，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維護，靠自己的實力去爭，誰跟你講公平！感情可以有，要有東西做後盾，誰憑白就愛了你！天下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還是毛主席講得透。細想之下，現實總是冷漠的，它逼得你不斷地接受你不願接受的東西。痛苦嗎，痛苦！痛苦完了你還得接受。你得把自己的心鍛鍊得跟鐵一樣才行，鐵還不行，還要淬火。好多事就象鐵錘一樣打在我心上，把柔軟的那一部分都錘硬了。”我說：“老周，不要說得那麼恐怖，說得一股血轟隆隆衝到我頭上來了。”沉默了幾分鐘我說：“走吧，看著別人玩遊艇有什麼意思。”他說：“什麼時候活到這個份上，也象個人了。有錢了，沒處花了，買遊艇！錢就那麼有著也沒有意思。不過我到今天也沒信心做這個夢了。”

我們又往回走。快拐上那條路的時候，我說：“這就告別大西洋了，我給它敬個禮吧。”說著彎了腰鞠了一躬。他說：“海給人的感受很難表達，它總是使人想起一些事情。”我說：“它啟發人想到自己的渺小短暫。哪一天我們的骨頭成了化石，它還是這個樣子。”他說：“是，是，還有幾十年，要抓緊活。沒有誰賦予了我什麼使命，我的唯一使命就是對自己負責，要抓緊活！要有生命的緊迫感。可現在又是這個樣子，掙扎不起！”我說：“咬了牙關挺幾年，總會好些。”他說：“陷在這裡進退兩難了，看不到好起來的跡象。心焦啊，無可奈何！”我說：“老周你就這樣悲觀了，還有大半輩子呢。”他說：“細想起來心裡真是好委屈。”我說：“到這裡我也沒覺得自己有權力要求什麼，也就不委屈了。加拿大也沒欠誰的，委屈了誰也可以回去，又捨不得。”

回到龍－88，他躺下去說：“困了，明天做事會打瞌睡，肚子也餓起來了。”我說：“老周，你今晚的話就數這句最深刻。”他嘆氣說：“是的，到這份年齡，還說這些那些幹什麼，說什麼也多餘了。”我熄了燈說：“明天早上我就不叫醒你了。”我想著過幾天就到了多倫多，興奮得睡不著，又想跟他說幾句話，他卻已經鼾聲如雷。

三十九

機票買得便宜，時間不好，到多倫多已是晚上九點多鐘。飛臨多倫多的時候，從空中往下看，遠遠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漸漸明亮起來，一片燈海望不到邊。然後，一條條街道，汽車的紅色尾燈一行行緩緩移動，都看清了。思文指著下面說：“多倫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說：“還是被我想到了。”她說：“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說：“這一年多倫多是我心中的聖地。”她說：“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轉了臉望著外面，說：“一年了。”我說：“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裡也出息不了。”她說：“那你還逃難似的逃離紐芬蘭？”我說：“多倫多不圖它別的，圖它有兩張中文報紙看。在聖約翰斯再呆兩年，我都會變成真的文盲了。”

兩部小手拖車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處等車。不斷有計程車開過來，問我們進不進城。在紐芬蘭有人告訴我們，計程車到城裡很貴。我隨口問了一個黑人司機，到唐人街多少錢，他說：“Maybe　fifty　dollars。”我嚇一跳，還是等著，專線客車只要八塊錢一個人呢。在紐芬蘭這一年多里我們存了差不多兩萬塊錢，這已經超出了我們的預想，但能省還是要省，錢來得太可憐了點。思文抱怨說：“來了一年多還用國內的概念來算錢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說：“那大概也只有我準備回去。”

機場到市中心花了半個小時，一路上巨大的廣告牌在夜中閃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車總站下了車，我說：“先找多大的學生聯誼會。”思文說：“都十點了，到哪裡去找。就是你要買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邊有計程車停了問我們去哪裡，我們連忙擺手。

把行李託到候車室，思文說：“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機票錢，去了多的。這就是你高力偉做的事。”我說：“我還有那麼大的派頭住店，那不殺你幾十塊錢一晚。實在沒辦法先在這裡蹲一夜，還有靠背椅呢。”思文說：“我去打電話。”她拿出一張紙，上面抄了一些電話號碼，別人給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們把兩毛五一個的硬幣都收攏來，有七八個，她拿了去打電話。過一會她回來說：“只通了兩個，聽口氣不肯來幫忙。”我說：“我一點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幣到自動售貨機裡，按了選擇鍵，掉下兩筒可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