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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隻手撐著身子說:“我真的在這裡跟你磕個頭好不?說也說了不止十分鐘了。”
她哭起來,用枕頭蒙了臉。我嘆口氣,說:“值得不值得嘛,十幾分鐘的事!”去搖她的身子,她也不動。她也真的可憐,多少別人難以承受的她都承受了。在國內呢,還可以退一步緩口氣,即使什麼也不爭,清心寡慾也教著現成的大學。可這裡不成,不管多麼苦多麼難多麼大的壓力,都得強打了精神挺下去,沒有退路也沒有喘口氣的機會。還有,國內的父母、親戚朋友還眼睜睜看著你有出息呢!出息那麼容易麼,別人也不是傻子!我已經不想去爭這口氣了,心裡輕鬆一些,可她還想拼了命去爭。什麼叫做“把心一橫”,什麼叫做“打斷牙和了血往肚子裡吞”,我領教了她也領教了。這些都不會寫信回去說,只把漂亮的照片寄回去,父母都放了心。我把去尼亞加拉瀑布玩的照片寄了回去,父親來信說“要好好珍惜”。我要告訴他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累得路也走不穩,告訴他夫妻都要打離婚了,他能睡得著覺?思文比我好強,我還告訴家裡自己現在在幹著什麼,她寫信回去只說好的,時不時還把點美元夾在信中寄回去。誰願說自己在北美混得不行?都把國內的親人朋友做鬼哄。我閉了眼也能想象她母親接了信樂顛顛逢人遍告的神態。
她哭了很久,我東一句西一句勸她,又倒杯牛奶給她喝,說:“醫生說牛奶催眠的。”她說:“冷的。”我又去電爐上熱了,讓她喝了,拍著她的背要她安靜下來。拍了很久我眼睛都睜不開了。她說:“可以了。”我一翻身就睡著了。不知睡了多久,思文把我推醒了,我一看錶是四點多鐘。我說:“我都困得要死了,真的是要死了。”她說:“我到現在還沒睡著,你說怎麼辦?我睡不著你也別想一個人睡。”我說:“求求你,我瞌睡得神經就要斷了。”她嚷起來:“只有你的神經會斷我的就不會!我又不去上課?你給我想辦法!”說著手用力一推,我差一點掉到床下。我不敢跟她爭,閉著眼說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話應付著她。她又使勁推我說:“醒來,醒來!”我說:“啊呀呀,積德吧,神經都要斷了!十點鐘還要去做工呢。”她說:“我已經都神經了!你這兩天還睡了,你白天做事也不要動腦筋。跟你說,你去換一個工作可以不?找個白天上班的,別每天深更半夜才跟個鬼魂樣的蕩回來!”我說:“換一個工作?找遍多倫多再也找不到這樣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我走了一次運。我對天發誓,今天下了班就一路跑回來。”她說:“那還是太晚了。你跟老闆說,少要點錢,提前兩個小時下班。”我又氣又好笑,說:“你是老闆就可以,要不你把我們公司買了下來。”她再說些什麼我朦朦朧朧聽不清,她一推我說:“醒著!我知道你捨不得那點錢,就不顧我的死活。”我實在沒辦法了,說:“好,好!我今天請兩個小時的假,十點半鐘回來,衛生留給他們搞去了,讓他們罵我一次。誰叫我罪該萬死竟敢晚回來十幾分鍾?自作自受!”她又側過身去睡說:“那也可以說是自作自受,你先睡吧,我睡不著了再找你。”早上八點多鐘她起來,我驚醒了問:“睡著沒有?”她說:“迷迷糊糊閉了一下眼,不知道睡著沒有。”我馬上說:“不知道就是睡著了。今天你別去上課了。”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說:“昨天也別上了,今天也別上了,明天再別上了,拿不到獎學金你給我出?”我說:“又嚇我了,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她嘴聳一聳說:“沒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只是別跟吹氣泡似的說輕巧話。到了這裡,掙扎著也得象個人!”她吃了麵包,牛奶,把書包背在背上去了。我也不敢再睡,看著錶快九點鐘,跑一趟唐人街還來得及。我到唐人街給她買了安神的杞菊地黃丸和人參蜂王漿,又趕去小餐館幹活。
思文的失眠成了習慣性的,幾天也不能安安穩穩睡一覺。這樣她變得非常敏感容易煩躁,因為那天的十分鐘,在道義上我承擔著全部的責任,怎麼說我罵我,我都一聲不吭聽著。每天晚上下班就膽顫心驚,不知這一夜可怎麼過。開始她還堅持著不吃安眠藥,拖了一個多星期,實在不行了,臉都憔悴得變了形,去找醫生開了安眠藥。吃了安眠藥夜裡能睡一會,白天卻昏沉沉做不了事,過了幾天她又不敢再吃。她那樣敏感脆弱,我不敢有些微衝撞,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鐵站跑,一分鐘也不停留。這樣我成了餐館同事打趣的物件。阿長說:“老高玩幾把也沒關係嘛,太太是老婆,又不是老孃。”阿良說:“別叫老高,她太太等她回去,做點什麼運動才睡得著呢。”又一個說:“老高別聽阿長的,趕快去好了,太太等急了。可惜我老婆沒這份情緒,我沒這份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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