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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趙尚志大三歲的趙一曼，1926年入宜賓女子中學讀書，接下來就跟後來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那個時代的先驅者的履歷都差不多，在席捲各地的“五卅”運動中初露頭角，加入共產黨，被開除學籍。同年10月，黨組織送她到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學習。第二年9月被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在此期間，與原黃埔軍校學生、東方大學同學陳達邦結婚。

1928年冬，趙一曼回國，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機關被破壞，她拖著臨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裡生了孩子。幾天後抱著孩子去上海找到黨組織，在中央機關做秘密工作，後來又被調到江西。一天深夜，接頭的人不來，她覺出不對，聽到外邊腳步聲和拉槍栓聲，立即毀掉檔案，抱上孩子，從房東的廚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從記事時起，筆者看到的有關地下黨的電影，經常在霓虹燈下出入飯店、舞廳，在翩翩起舞中接頭、傳遞情報。由於歷史的原因，關於趙一曼的許多重要事蹟，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條是清晰的，就是沒有當年銀幕上的那種模式化的東西。

就說這次從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並無資料可查，可能是趙一曼跟某一位倖存者講了幾句吧），就讓我們看到了下面的情景。這是一隻載著江西山貨和茶葉去上海的船，一個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的抱著個兩歲左右男孩的少婦，說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親，路上被土匪搶了，丈夫又被拉兵，萬望老闆開恩，讓她和孩子搭個船。老闆懷疑她是紅軍探子，又覺談吐、氣質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時間，反正這船費老闆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闆派個小夥計跟著她，去親戚家拿錢。她是真想給錢，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帶去黨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狀”的，就弄個草標插在孩子身上，當街賣起孩子來，很快圍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來了，把她趕走了。小夥計仍是跟著她，拿不到錢，回去無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條街上繼續“告地狀”，如是反覆，終於使小夥計認定她是走投無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變後，趙一曼被派到東北。

陸續派到東北的共產黨人，倖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這是一次次前仆後繼的悲壯的英雄之旅，而這裡記敘的仍然只能是履歷書中簡歷般的文字。

趙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廠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滿洲省總工會籌備處成立，趙一曼調到哈爾濱做省工會的組織工作，後任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曾參加哈爾濱電車工人罷工鬥爭的領導工作。在此期間，她曾兩次去海倫巡視，並與當地黨的武裝負責人孫玉久研究、籌劃，同地主漢奸武裝打了一仗，取得勝利。

因為有了一位前面寫過一筆的倖存且高壽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間能夠寫得比較詳細一點兒的趙一曼與方未艾的交往，使我們能夠多少走進這位巾幗英雄的內心世界。

這時，方未艾已從《東三省商報》轉入《國際協報》，擔任副刊編輯，金伯陽要他把副刊當做宣傳革命和團結進步人士的陣地。他入黨不久，馬列著作讀得不多，黨內檔案和宣傳品看得也少，這副刊辦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黨的要求就是個問題。金伯陽決定找個人，讓他給方未艾輔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方未艾老人說是1932年9月（這個時間似乎有誤，應為再晚些）。這天，金伯陽帶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東側公園，與這個人接頭。只見假山下長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銅色毛織上衣和裙子，腳上一雙絳色高跟兒皮鞋，正開啟一個褐色的小手提包，望著裡面的鏡子，輕攏鬢邊短髮。見到來人，她站起來，親切、優雅的微笑。金伯陽介紹，這是李潔。二十多年後，方未艾看到電影《趙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說了，金伯陽、楊靖宇、趙尚志是方未艾那兒的常客，現在又多了個比他大一歲的李潔。

方未艾老人說，趙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講起黨的理論、知識，他都聽得懂。她理論造詣挺深，很聰明，也認真，有時講完了還讓他談談心得體會，提出重點問題讓他回答。

兩人見面時也談文學。趙一曼說中國作家中，她最愛讀魯迅的作品，蘇聯作家最喜歡高爾基。她還寫詩，曾給方未艾看過一首七言律詩《濱江書懷》：

誓志為國不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

一世忠貞新故國，滿腔熱血沃中華。

白山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