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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姓者（名忘記了）年齡在十七八歲，七軍周啟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過去生活，在出發前向支隊長請假，經過說服又不請假了，及到圍子後，自己問道百姓們，回哈爾濱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著一個走狗家，還說：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請假，當時週末允並急令隨隊返回。主要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已動搖，解放他一定被敵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筆者）處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說，1941年秋，我們從平原回到大青山東南的大森林裡，那裡有幾間木刻楞房子，是3路軍總部所在地。住下沒幾天，有個五十多歲的老兵，請假回家。領導讓×××（老人是說出了姓名的——筆者隱去）和我，還有個叫“山東劉”的戰士，帶著這個老兵，到山邊找地方關係，把他交給地方組織。轉了三天沒找到，回來後他還是要回家，領導再三做工作，怎麼說也不行，堅決性的。第二次又帶他轉了幾天，還是沒找到。第三次走出沒多遠，×××就把槍給他支上了，說把他勒上。山東劉把他在樹上綁了幾道，拿根小木棍，在樹後插進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繩子裡，兩手一絞，那人肚子就鼓起來了。×××下令：李桂林，你踹他兩腳。我不知道踹哪兒，他說踹肚子，快踹，別讓他遭罪。我踹了兩腳，那人腦袋就耷拉下來了。

老人說，當時我這個心驚肉跳呀，過後再一想，有什麼辦法？那時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動搖，就可能叛變。你不想叛變，被敵人抓去了，敵人什麼招兒都使，抗不住了呢？總部、密營不全暴露了嗎？

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幾乎都說出了這樣的話，或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戰爭觀理解那場戰爭，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們的目光來打量抗聯——非常環境，非常手段，沒有可比性。

李桂林老人說，參加抗聯就沒脫過衣服睡覺，那蝨子生的呀，夠不著撓的地方就往樹上蹭，身上撓蹭得沒多少好地方了。最難好的是腿，長出“嘎巴”（痂）撓掉了，雪殼子踩塌了擼掉了，血呀膿的再長“嘎巴”長肉芽，長肉芽時“刺撓”（癢）得鑽心，就撓。許亨植是3路軍總參謀長，這人有辦法，說劉鐵石，你給李桂林舀兩碗米，讓他回家吧。這不是要勒死我嗎？我知道他是嚇唬我，那也嚇一跳呀。他說你不回家也行，找兩個保人，再不許撓腿。我就讓劉鐵石和張祥給我擔保，再怎麼“刺撓”也不敢撓了，慢慢就好了。

王傳聖老人在回憶錄中說，軍部機槍連有個姓孫的機槍手，睡覺說夢話，要上山當鬍子，“背小樹”了。

叢茂山老人說，1938年冬，在寬甸石灰街，有個班幾個人要回家，都“背小樹”了。

曹曙焰老人說，1938年春4軍主力西征，留下我們連在寶清縣大葉子溝設立下江留守處。彭施魯是主任。有3個兵，一個姓方，一個姓於，都是班長，還有個鄭東保，過去表現一直都不錯，這回受不了了，合計要把主任、連長和我打死，然後下山。有個班長楊玉清，跟方班長是老鄉，姓方的就拉他入夥。這楊玉清堅決，假裝同意，把話套出來，向我報告了。我和連長報告彭施魯，彭施魯又請示季青、王效明，把3個人“背小樹”了。

老人說，1940年初，楊玉清也跑了，沒帶槍，不是投敵，就是回家。這時我們連編到2路軍總部直屬隊了，領導命令我帶人去追，無論如何也要抓住處死。追了兩天，在一個炭窯追上了，腿腳凍壞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認燒炭的老頭乾爹，藏在個炭窯裡。伸下棍子拽上來，我說小楊呀，你糊塗呀。他說我也後悔了，沒有後悔藥呀。他又說：指導員，你別難心，勒吧，利索點，別讓我遭罪。

老人慨嘆，楊玉清救過我的命，我這樣做還叫人嗎？現在這人會怎麼看這事？可你能怎麼辦？這不光是命令，還是個原則，換了誰，都一樣。

1軍獨立師挺進東邊道前，有病的，年老體弱的，有家屬不想走、不便行軍的，都動員他們留下，找地方關係。程斌叛變後，1軍撤離東邊道西部幾縣時，也是這樣。“小孩隊”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楊靖宇稱他們為“小同胞”，親自動員他們離隊。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東省下江特別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案》中說：

對開除的隊員給以相當的津貼和居留地點，他（使）被開除的隊員不致放浪於各處地方民家，或為敵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對被開除的人尚如此，至於請假回家的，除了帶足路費外，有時還要視家庭狀況，給予適當的錢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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