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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罪犯處理。2。因戰傷而被俘後無條件放回者，原隊概不收留。3。被俘去後而有破壞敵之顯著表現逃回原隊者，須經徹底調查後，才能允許其暫留在隊而給以適當工作，頂好是派他再到敵人的另一方面去進行秘密工作，但應特別注意不要中敵人的奸計。4。攜帶武裝便衣工作之人員，被敵捕去後其處理與前三項同。5。被俘虜或被捕後投降敵人，或暗中將我軍實情供述於敵而接受敵人工作囑託機會藉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處於死刑。6。依照特殊情勢，故對於逃兵緝捕拿獲者無條件一律處死。

像劉曙華那樣，假裝答應敵人做密探，尋機逃走歸隊，時稱“假投降”。上述規定中沒有如何處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開除黨籍。

1937年春，湯原縣委書記張素被捕。從守備隊到憲兵隊，5次嚴刑拷打，他“說了一些犧牲的、反動的、假的人名”，又說了些共產黨的壞話，“甘願給滿洲國幹事”。他尋機逃了出來，找到黨組織，被開除黨籍，“以他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來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軍2師師長蘭志淵叛變投降後，敵人進一步加強了對1師的誘降。1師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請示3軍政治部主任張蘭生後，決定假投降，以便捕殺前來勸降的叛徒、特務，打擊敵人氣焰，警示動搖分子。敵人大肆宣傳，派幾十副馬爬犁進山迎接“投降”部隊，動員慶城縣城學生上街歡迎。由於只有幾個人知道是假投降，軍心浮動，有的要槍殺周庶泛，有的準備把隊伍拉走。結果，雖將敵人誘殺，1師也險些出了大亂子。北滿省委認為，“投降雖然是假的，但是這些同志底確出賣了自己偉大革命事業的光榮的榮譽，這種沒有民族氣節的糊塗行為，簡直是罪惡”。周庶泛被留黨察看4個月，張蘭生留黨察看6個月，“若是他宣告書不誠懇時，毫不留情地開除黨籍”。

3軍稽查處處長、原3師師長張連科，因主張假投降被開除黨籍。

劉曙華、張素被捕後的假投降，與張蘭生、周庶泛的這種假投降，顯然是有所差別的。本書　第2章　說過，東北鬍子應對難關的一招，就是假投降。這當然不是鬍子獨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蔭武的救世軍被編為偽警察大隊，待到棉衣穿上了，彈藥補足了，再大鬧天宮般殺將出來了，就是比較典型的假投降。

無論何種情景，共產黨都是不準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騙敵人，這是客觀上叛賣行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給五、七軍黨幹部重要指示信》中說：

有長期鬥爭歷史的景樂亭同志，應該成為七軍中心支柱。

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中說：

1939年，“第七軍系統匪幫軍長景樂亭等一五〇名盤踞於撫遠、同江縣內，與蘇聯保持密切之聯絡。在本期將有意投誠之部下永遠予以槍斃，至於整頓內部，屢次襲擊烏蘇里江航行船舶、集體部落，或於九一八紀念日前後襲擊各處等而氣勢大振，乃為第二路軍系統匪幫中活動最為頻繁者。”

1940年4月（無日），《西返經過紀要》中說：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偽滿軍五千餘人，大舉出擾虎、饒、撫遠一帶，第七軍各部陷於飢疲不堪，彈盡糧絕，而敵長期圍攻，情勢險惡之際，景樂亭放棄全軍部隊之掌握，僅率少數部隊，避走饒、虎之間，煽動部下，密圖投降日寇。因下級幹部之疑慮渠有異謀而加警戒與不受煽動，景之密謀未遂，乃藉病越界過江東，×××（第一個“×”為原文，後兩個“×”為某人名字，筆者將其隱去）接見報告工作及鬥爭經過，隱匿密謀，嗣經××××××（為某人職務及姓名，筆者將其隱去，下同）告發，因所舉證未盡詳實，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謀，但承認臨危動搖恐懼，並有不正當破壞上級領導系及分裂內部之言辭。當此，因諸種困難，××囑×××同志帶隊先回赴虎、饒地區，景給病假一月隨隊行動，俟總部返虎饒時，與部隊群眾接觸時，再行審理。因恐景在七軍與其他領導幹部間素存隔閡，以致藉詞構陷，互相傾軋，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實有罪行，必須於第七軍全部隊中求得實據，再進行審查。乃景於隨隊途中，猶圖拉攏部屬，並密謀繼續煽動。同時經李德山告發去冬景之密圖經過，悉行暴露。當由×××同志以總部代表責任地位，詳細審訊，人證確鑿，景以往曾密謀小團體組織，參加者七名，企畫叛降日寇。景無詞抵賴，遂由×××、×××主持之下級人員代表審判會議，景樂亭應處死刑，惟事情關係重大，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