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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意義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而在這裡，周保中則用了兩個字：“絆住”——“必須死死的絆住日賊的手腳”。

按照關東軍的三年“肅正”計劃，三江“特別大討伐”應在1938年進行。七七事變前後，北滿、吉東抗聯各軍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區，即前面說過的“聯軍蝟集下江”。關東軍抓住這個機會，“特別大討伐”遂提前於事變當月開始，準備將對手聚殲於三江地區。

與3個月前結束的所謂東邊道“獨立大討伐”不同，這次關東軍又赤膊上陣，由第4師團充當主力，師團長就是後來太平洋戰爭中臭名昭著、號稱“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剛在東邊道“討伐”有功的偽第1軍管區司令官“於大頭”於琛澂，被急急調任偽第3軍管區司令官兼偽三江省省長。而在幕後策劃、操控的，則是關東軍參謀長、後來的日本首相、東京審判中按抽籤順序第二個走上絞刑臺的頭號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1937年是非同尋常的，這一年是東北抗聯發展的鼎盛時期，又爆發了七七事變，開始了被抗聯稱為“中日大戰”的全面抗戰。正是游擊戰得心應手的季節，鬼子全然不顧老天爺、土地爺的態度，一反常態地開始了“大討伐”。為了配合7月的陰謀，它必須全力以赴，儘快安定“滿洲國”這個後方。而其一直緊鑼密鼓實施著的“集團部落”建設，這時也大體完備。

在此期間，北滿臨時省委曾與吉東省委會商，認為“不突破封鎖線，則想維持舊活動區域，則謂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條，是突破敵人封鎖線”。決定聯軍主力必須脫離三江地區，實行戰略轉移，分頭西征。具體方向北滿部隊是黑嫩平原海倫一帶，吉東部隊是五常、舒蘭地區。

2路軍西征部隊，是1938年4月開始集中的，主力為4軍和5軍1師、2師，還有8軍吳團和王蔭武的救世軍，另有2軍5師。部隊散在各地，集結不是易事。更有8軍吳團不聽招呼，始終未動。

原計劃步兵、騎兵分東西兩路，因集結時鑼齊鼓不齊，不得以改為步騎混合，讓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軍3師西征。原定南下寧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團部落”，難以籌措給養，又不斷被敵追堵，遂決定集中兵力西進五常。

從一開始就變數多多，而且其間難見臨機處置的果斷、靈活和創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決定性意義、可稱之為“拐點”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葦河縣樓山鎮。

樓山鎮是中東路南側的一個木材集散地，駐守一個偽軍守備中隊，一個白俄鐵路守備中隊。之前，西征部隊穿越150多公里的荒無人煙的原始森林，敵人已經摸不著這支隊伍的去向了。有人認為前面就是拉林河，過河就是五常縣境，咱們應該乘敵人還未覺察的機會迅速西進，與10軍會師。有人認為咱們一路都是打著吃，現在人沒吃的，槍也沒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樓山鎮什麼都有了。10軍是個小軍，咱們一下子去這麼多人馬，吃穿彈藥都是個問題。

兩難中，還是選擇了打。敵人毫無防備，很快就打下來了。

700多人突然出現在樓山鎮，敵人以為是3軍主力打回來了，哈東六縣之敵幾乎傾巢出動，西征部隊陷入重圍。

突圍沒說的，問題是突圍後怎麼辦。柴世榮認為敵人肯定會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進已經無望，應趁包圍圈尚未形成之際，迅速東歸。宋一夫、李延平認為五常已近在咫尺，應繼續西進，與10軍會師。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出現了抗聯史上罕見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軍主力和5軍2師繼續西進，關書範率5軍1師南去中東路，準備與2軍5師會合後再行西進，柴世榮率5軍教導團和救世軍東返刁翎。

攻守進退，一支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統一號令和行動，結果卻是各吹各的號，各走各的道。亂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個一言九鼎的能服眾的權威人物。

樓山鎮一仗後，在敵重壓下的這種變故，顯然不只是軍事見解的不同所致，難說這種變故怎樣打擊、動搖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難說齊心協力西進，就一定會成功。應該肯定的是，這種打擊對西進是相當致命的。待到這個對意見分歧有最後決定權，卻壓不住陣腳的人臨陣脫逃，就是最後的一擊了，而且是一種全方位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