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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不時傳遞過來的資訊之一，就是“棄置”——你們自己折騰去吧！

1936年春梨樹甸子伏擊戰後，打掃戰場，發現4個灰色鐵皮箱子，掂掂，挺沉。這是什麼“好賀兒”呀？有人說是餅乾，有人說是罐頭，用刺刀撬開一看，都知道是機器了，什麼機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楊靖宇報告，楊靖宇立即想到是電臺，趕緊派一個排抬了回來。楊靖宇給大家講這電臺的用處，一個個又都聽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軍幾乎都繳獲過電臺。老人們都說，開頭那可真是當做寶貝呀，有大功率電臺，完全可以和延安聯絡。可有傢什沒人才，寶貝就成了廢物，後來都藏在山裡了。北滿辦電信學校，培養通訊人才，可是沒有密碼，不還是廢物嗎？

還得靠人。吉東派進關內的人最多，或者像過界去蘇聯一樣，“一去杳如黃鶴”，或者垂頭喪氣回來。就算找到了，空口無憑，能認你嗎？

1940年6月，2路軍總部巡視員彭施魯，隨2支隊1大隊在饒河縣大旗杆活動時，見到個人，三十來歲，中等個頭，說話不緊不慢，挺穩當的，說他叫王鵬，是黨中央派來的。

近六十年後，彭施魯老人說，聽到這話，嚇了一跳，你是中央派來的？驚喜呀，馬上又懷疑。從哪兒來，怎麼來的，來幹什麼，有什麼能證明你的身份？沒有，但說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這事都怠慢不得，趕緊派人送到支隊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兒，談話後又轉送總部。周保中又跟他詳談，認為可信，是中央派來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給王新林的信——報告與王鵬談話記錄》中說，王鵬原名彭森年，是7軍的，1936年夏派去蘇聯學習，後隨康生回國。“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經王明（統一戰線部部長）及楊興（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派遣，叫他到東北來找第七軍的關係，同時要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志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其他各軍都有交通員。和他一同由延安出發的是往第一軍去的李義廣。”由魯南黨委一區宣傳部長林護佳率領，坐汽車到西安，又坐火車到澠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後，隨115師代師長陳光率領的先遣部隊，經冀南到魯西北、泰西、魯南。在魯南等交通，耽誤5個月。到龍口辦個偽滿的勞工證，坐船到大連，坐火車到哈爾濱，再坐船到饒河。從延安出發時無任何證件，到魯南後有了，巴掌大張紙，蓋個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印章，縫在左邊衣領裡。饒河是邊境地區，又有抗聯活動，對旅客搜查特別嚴，王鵬下船前把這唯一的身份證毀掉了。

沒有任何老人、資料提及還有像王鵬這樣的人，曾到過別的軍。就是說，從延安派出來的11個交通員，只王鵬1人完成了任務。

關內一路，王鵬基本是由地方黨和八路軍“保駕護航”過來的，這樣安全係數大，卻身不由己，耽擱時間。按照地下工作經驗，11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發，走同一條線路。漫長的戰線、敵佔區，會有多少艱難險阻？就算他們都安全地出關了，回到了自己曾經戰鬥過的地方，還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隊嗎？比如去1軍的李義廣，還有去8軍、9軍、10軍、11軍的，那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從饒河過界，與駐海參崴有關部門聯絡，來回半個月夠了。算上過界後被拘留、審查，再去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就兩個來月。而王鵬從延安到饒河，用時一年出頭。別說內容，就算形式，這種聯絡，又有什麼實際意義？

對於東北抗聯來說，延安實在是太遙遠了。

有人說算上陳秀明，魏拯民先後派兩個人帶著檔案過界去蘇聯與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絡。有人說是派出去4個人。據說只有一個人到了蘇聯。

沒有疑問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天，他還在給中央寫報告，並讓他的警衛員好好保管，不可遺失。

因我的心臟病發作不能多寫。

這是《魏拯民給周保中並轉五軍黨委、吉東省委的信》中，寫於篇末“此致軍安”後面的一句話，然後是“魏拯民書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著，好像是休息了一會兒，覺得好點兒了，又提筆寫道“又及：敵人‘討伐’策略有相當的轉變”——寫了140餘字，說明敵人的策略有了什麼樣的轉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當這個胃囊裡也是樹皮，不久人世，犧牲後又被敵人從墓裡扒出來，割下頭顱掛在樺甸縣城頭示眾的病人，在密營裡用快凍僵的手寫著報告的時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麼地方跳舞呢？

最後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