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蝨子的破爛衣服燒了，換上蘇軍士兵的舊衣服。然後關在當地駐軍或集體農莊的空房子裡，有的送進監獄，接受審查。審查時間不等，一般在半個月至一個月之間，也有幾個月的。

蘇聯對過境人員的審查是相當慎重的，唯恐裡面混有日本間諜。像第二次伯力會議，2路軍、3路軍的人都到了，唯獨不見1路軍的人。有人在琿春對面一邊防哨所牆上，見到“金日成到此”五個字，趕緊報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參加會議。

審查也是選人的過程。認為你適合做情報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裝偵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後敘。

胡真一老人說，西征前整頓部隊，老弱病殘，女同志懷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過蘇聯”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殘。像軍部副官劉炮，一身好武藝，還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歲的人了。抗聯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輕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裡叫“老毛子”禍害過的人，對蘇聯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沒教育過來，不想去蘇聯，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還在隊伍裡，這回就是離隊了。有家不能回的，投親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辦法了。抗戰多少年，有功之臣，給點錢，或是什麼東西。那時也沒多少錢和什麼東西了。

老人們都說，“過蘇聯”後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個安穩覺了。

3路軍在朝陽山辦教導隊，規定學員上課時，也要槍不離身。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熱湯熱飯了，就有一種迴歸人世的感覺。剛過界那人都像餓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壞了，每人每天400克麵包，像陸永久那樣的大肚漢，兩口就沒了，那也算是過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騰開了。聽到點什麼動靜，一些人一撲稜爬起來，伸手就去抓槍，有的還來個就地十八滾。大通鋪，人挨人，也滾不動呀。有人滾地下了，一瞅，怎麼沒“打火堆”呀？再一想，噢，“過蘇聯”了。

再一個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氣的，凡是送過界的傷員，一般都死不了、殘不了。

王明貴老人在回憶錄《再次西征》中寫道：

這是密營給傷病員騰出來的房子，裡面暗得很。一進去，煙嗆得喘不出氣來，睜不開眼睛。爐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燈光，好一會兒，才看清楚屋內床鋪上躺著那麼多人。仔細一看，立刻像有一隻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奪去了好多戰士的手、腳、耳、鼻。由於缺乏醫療器材和藥物，他們就用灰色的舊繃帶纏頭，用裹腿裹腳，用破布片包手，傷勢和病情正日益惡化，有些人已經奄奄一息了。他們掙扎著坐起來，一瘸一拐地走來，有的伸出了腫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觸著我；有的手怕碰，就用兩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幾個披散著頭髮的女戰士，已經泣不成聲了。他們讓我坐下，聽他們敘說著遭遇。

陳雷老人說，庫楚河之戰後，我們3支隊從黑龍江過界，輕傷員留在一個小鎮醫院，我們3個重的用汽車送到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再坐火車到了伯力的遠東紅旗軍陸軍醫院。我是右腕受傷，子彈打在脈管處，腫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脫個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髮都剃光，再給你洗個澡。抗聯醫生做手術，沒麻藥，幾個人按著，殺豬宰羊似的。這回還沒動刀呢，不也跟殺豬“禿嚕”（刮、刮掉）毛一樣嗎？傷在手腕，用得著這樣大動干戈嗎？最受不了的是女護士，幹這些像刷鍋洗碗似的，咱哪見過這種陣勢呀？動手術的是個少校醫官，取出彈頭，說給你留作紀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著這顆彈頭，“文化大革命”抄家時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於天放關於到達金策處給張壽海А⒅鼙Ｖ械男擰分興擔�

由於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說明，指揮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為了滿洲工作的重要性，決不來××（原文如此，為“蘇聯”——筆者）地，況且身體健康業已恢復，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來××地療治。天放與他鄭重地討論的結果，金策決留東北，進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無慮的立場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確主張。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經引用過的《金策意見書——關於第三路軍行動和東北黨組織統一領導問題》中，提出“三大任務”。一是緊緊掌握現有武裝力量，儲存、發展力量，在游擊戰爭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裝，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以備最後決戰。二是集中精神積極開闢地方工作，使民眾鬥爭與遊擊運動配合起來，只要是反日的黨派、階級、宗教都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