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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策等人錯過了那個時空，比如已經動身去下江了，沒有見到戴鴻賓、陳紹賓。或者見到了他們，又在某個時空中，純屬偶然地見到了趙尚志。或者乾脆讓趙尚志像陳紹賓那樣，無處不在，誰都能見，那會怎樣？還是那句話：“人怕見面，樹怕扒皮。”當面鑼，對面鼓，敲唄。老戰友了，有什麼談不開的？結果卻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與趙尚志為敵。該見到的誰也沒見到，不該相見的都走一塊兒去了。似乎該見又似乎不該見的，還差點兒兵戎相見，到了也未能再見。

有老人說，造成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也很複雜。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經浮出水面的尚連生，是不是早就叛變了？是不是還有比他更重要、更隱秘的角色？在東滿，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傳‘共產黨內已潛入民生團員’”，讓你自相殘殺。在東滿幹得那麼漂亮、得意，在北滿、吉東它就不宣傳了，只是悄沒聲地製造矛盾、分裂，讓你鬥來鬥去，它在那兒偷著樂。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就是抗聯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敵人的陰謀能夠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這種權力鬥爭？

關於前者，1940年11月27日，《趙尚志對被開除黨籍問題的申訴意見》的最後一個自然段，明確寫道：

（六）日寇有無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細分子混入東北游擊隊和黨的上層，有沒有不很明白的幹部或群眾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撥，而混亂了真假，掩蓋了事實？辨別好壞發生困難？

關於後者，在當年的檔案中，偶爾也會露下頭。而在後來的各類作品中，則一概拒絕涉及這個問題——這也真是個難以言傳的問題。

無論如何，冥冥中就像有隻無形的手，推著趙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

尚志同志的個性中充滿了獨裁，獨佔和壟斷；猜忌，狹隘沒有遠見，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謾罵，神精過敏等立三路線殘餘盲動，命令，高慢的宗派主義等一切過“左”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和行動。英雄主義是非（常）濃厚，無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計劃，而不顧及實際問題。忽視客觀形勢與鬥爭力量的對比，忽視群眾的覺悟程度，不以列寧主義的群眾工作方式來進行工作。他不瞭解過去的一切工作成績是黨的工作成績。他以為自己代表了黨。

自1938年2月，即趙尚志“應邀”“過蘇聯”個把月後，這類文字開始出現在各種檔案上。待到被永遠開除黨籍後，字句、口氣自然更加嚴厲了。

這可不是天上掉一個雹子也能砸到他頭上了，更不用說有個雹子還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難想見當時趙尚志是種什麼處境了：

以東北抗日救國會名義出版小冊子內尚還把反黨和做反革命陰謀活動未被裁處的趙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這事。你們要依照黨組織的決定，以後凡遇有趙尚志的三字某種舊的書報中或不是真正滿洲黨組織出版中，把趙尚志的罪惡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來歷而胡亂宣傳，應追查其來源而予以駁正。

“做趙尚志反黨尾巴之傾向分子”

前面說過，趙尚志在第二封“請求書”中，“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第一封中寫得就更明確了：

於保合、陳雷、劉鳳陽本身並無被開除等類處分的必要，黨應該重新審查改變決議，而同時同樣事件的個別同志也應加以恢復，黃成植同志的錯誤雖有，但不必開除出黨，現已犧牲，可否予以恢復。

1938年5月14日，在×××關於北滿黨的路線鬥爭等事給周保中、宋一夫及2軍、5軍全體同志的信中說：“在糾正錯誤中，必須即刻撤銷尚志、熙山、小黃的工作。”這個“小黃”，就是下江特委書記黃成植。

前面說過，在趙尚志“過蘇聯”後的“批趙”中，北滿黨和抗聯師以上幹部，有3人被嚴重警告，10人被撤職，12人被開除黨籍並撤職，黃成植為1/12。檢查錯誤的，有的被認為態度誠懇，有的被認為態度不好，不肯檢查就不用說了。黃成植不但不承認、檢查自己的錯誤，還認為“批趙”是錯誤的，跟人理論，並要向中央報告，找中央告狀。有人勸他別犟了，老人古語講“打死犟嘴的，淹死會水的”，你犟不過。他說這怎麼叫犟呀？《國際歌》唱“要為真理而鬥爭”呀！

黃成植，通河縣人，朝鮮族，二十一歲，下江特委書記，北滿最年輕的師（地）級幹部。中等個，挺白淨，像個書生，性格開朗，能歌善舞，是個“活躍分子”。妻子黃碧蓉是6軍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