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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連生，生卒年、籍貫不詳，有資料說1937年8月任中共綏賓區委宣傳委員。“供詞”一番後，這個可疑的角色，在陳紹賓任支隊長的9支隊當秘書，還有說是宣傳科長。證據確鑿、沒有疑問的，是這小子1940年10月叛變投敵，致使訥河縣委被破壞，黨員、救國會員180餘人被捕，縣委書記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問題在於“供詞”之前，這個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潛伏在趙尚志身邊的奸細、特務？

陳雷老人說，後來馮仲雲告訴我：我們上了尚連生的當，他1937年被捕過，當時就叛變了。

我問有證據嗎？老人說，我只是聽馮仲雲這麼說，這個人說話，肯定有譜。

一些老人說，那時日本鬼子懷疑個人，可以到處調查、取證，平時可以培訓、派遣特務、奸細，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統的特務機關，還有各種各樣的敵偽組織。咱們有什麼呀？特別是1938年後，懷疑一個人，相信一個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驚。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知情人都在。可一場“文化大革命”，別說馮仲雲們了，連省市縣的一些黨史工作人員也跟著受牽連：你們這不是為叛徒、特務、鬍子歌功頌德嗎？

永遠開除黨籍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中說：

北滿省第十次常委會為了自己的事業，為了鞏固黨的本營，以鐵的黨的紀律一致透過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並號召北滿全黨同志，無情的開展反對趙尚志的反黨反革命的行為和企圖，反對他極端忌妒主義的英雄——趙尚志的鬥爭。

正在蘇聯參加第一次伯力會議的趙尚志，不知道自己的黨籍已經永遠地沒了——他是近兩個月後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態度：

黨籍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生命，因為我參加黨作革命鬥爭已將十五年，黨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務，我請求黨重新審查，同時我認為黨不能把我從黨的隊伍裡清洗出去，那將是同使我受到宣佈死刑一樣，我萬分的向黨請求黨的審查，給我從組織上恢復黨籍。領導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離開黨，黨也不要一天放棄對我的領導。

5月31日，已經是2路軍副總指揮的趙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請求”：

以前由馮同志轉去的請求書我希望黨組織應予檢查和解決，我請求檢查後迅速改變以前的決議，並通知吉東黨組織和我，這是我急切盼望的，並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

6月20日，《金策給趙尚志的答覆信》中說：

北滿黨大多數同志重新討論決定：只取消“永遠”的字樣而改為“開除趙尚志黨籍”，其他不可能減輕的，現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滿黨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中，說趙尚志“屢次受過黨內處分”。在趙尚志三十四歲的人生中，無論受過多少什麼樣的處分，比較巴彥游擊隊失敗後那次同樣是錯誤的開除黨籍，同樣強烈地希望、請求恢復黨籍，有兩點不同。一是那次開除與恢復更像一筆糊塗賬，趙尚志“是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當時省委執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那是個初始的幼稚的朦朧的時期，正值貫徹北方會議路線，巴彥游擊隊失敗了，而執行中央路線是不可能失敗的，就牛頭馬嘴地硬往路線上對。這一次，無論開除、還是要求恢復黨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體的。二是那次趙尚志拒絕承認、檢查錯誤，公然找省委領導理論，言辭激烈，一年多後滿洲省委準備恢復他的黨籍了，仍然不依不饒似的不滿意。而這次，顯然冷靜、理智、成熟多了。

單立志老人說，第一次伯力會議後，趙尚志到我們2路軍當副總指揮。1940年夏，總部派我們幾個人送趙尚志去蘇聯，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這個人一點兒架子沒有，一路上跟我們嘮嗑，有說有笑的。問我哪年參加革命，多大年紀，家在哪兒，有什麼人。他說你都二十九歲了，趕走日本子，得趕緊娶個媳婦了。我聽著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樂呵呵的。那時我們都覺得他心情挺好。後來再想，可能嗎？

在第一封“請求書”裡，趙尚志說：

開除趙尚志的根據，現在還沒有見到決議全文，據個人所瞭解到的是：1。根據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東北所犯的錯誤。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錯誤。（3。是否曾有懷疑趙尚志是奸細，或認為是叛徒，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