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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民主報》的印刷工人。抗戰期間，任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印刷工人。抗戰勝利後，中央印刷廠遷回南京，任達哉失業。經人介紹，任達哉認識了李克昌，在幫忙找職業、給經費的誘惑下，任達哉做了軍統的通訊員。隨後，任達哉被介紹到民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同時負責監視民盟機關的活動情況。由於後來任達哉只提供過一次情報，工作上無甚“成績”，李克昌乃與任達哉漸漸疏遠，卻給另一個陣營幹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聽說你過去與我們還是一條船上的同志啊！”陰森森的審訊室裡，徐遠舉仔細地上下打量著任達哉，見對方低著頭悶在那兒，心裡多少有些把握了：對這樣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開他的嘴並不複雜。

“說！你是怎麼從一個軍統的同志，變成共產黨的？”徐遠舉突然高聲一句話。

“不是的，長官，我本來就是你們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現在還是你們的情報員，只是沒有完成好任務……”渾身在發抖的任達哉施圖用過去的歷史擋一下徐遠舉的兇惡的目光。

“任先生真當不是共黨分子？”徐遠舉的眼睛幾乎貼近任達哉的臉。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聲音是顫抖的。

“與《挺進報》也沒有啥關係？”

“沒、沒有。一點……關係都、都沒有。”回答的聲音更顫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遠舉怒吼一聲。

“小子，請上老虎凳吧！”打手陸堅如早已捺不住了。一把將半癱在地的任達哉拖到刑具上，使勁加上兩塊磚……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聲後，又“嗚嗚”地哭了起來。

徐遠舉鄙夷地看了一眼癱在地上的任達哉，對陸堅如說：“把他交給你了！”

任達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黨的經過，後又供出了自己的領導人“楊清”，並說楊是重慶地下黨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任達哉同時還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進報》發行和地下黨員情況。

“最近你們還有什麼活動？”審訊已經一天一夜了，特務有些疲倦地問。

“有有。”任達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經同‘楊清’約定過幾天聯絡接頭，他要向我佈置新任務。”

“太好了！這回我們可以釣一條大魚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務那種異常敏感嗅覺的徐遠舉，頓時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戲”開始了——

四

1948年4月4日，軍統特務頭子母季縷按照徐遠舉的精心佈置，帶著叛徒任達哉和一批便衣特務，象一群兇殘的餓狼似的向重慶磁器街的嘉陽茶館——這是任達哉經常與許建業接頭的地方。這一天，許建業正在茶館裡與另一位地下黨高正明在商談工作，突然見任達哉與幾個鬼鬼崇崇的陌生人在茶館外面探頭探腦，立即意識到事情不妙。“有情況，快走！”許建業輕聲催促高正明一句後，藉機將茶凳絆倒，引起茶館內一陣混亂，於是高正明裝做上廁所，從後門脫身遠去。

“他就是楊清。”任達哉指著許建業，對特務說。

“抓！”特務們立即一擁而上。許建業蔑視了看了一眼任達哉，大義凜然地甩了一下特務們擁上來的手，說：“我自己會走！”

許建業的被捕，立即驚動了重慶各特務機關。當晚，徐遠舉馬上驅車前往重慶軍統特務秘密機關所在地老街32號慈居，他要親自審問這位重慶地下黨的領導人。

徐遠舉，湖北人，1932年參加軍統特務，時任國民黨軍統局本部行動處少將處長、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是位“見多世廣”、殺人不見血的老牌特務。在他的眼裡，共產黨人只不過像他腳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螞蟻一般，只要用點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來點“心理戰術”，肯定會像任達哉那樣“求饒”還來不及呢！可是，他沒有想到，眼前的這位“楊清”讓他吃驚不小。在徐遠舉的自述罪行——《血手染紅巖》中他這樣描寫道：

楊清身體強壯，氣宇昂揚，有革命英雄氣概。我問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他一字不答，經用各種酷刑拷打，几上幾放，只說他叫楊清，鄰水人，住在過街樓某旅館。經過調查，過街樓根本沒有這個旅館。從他身上檢查，也無片紙隻字。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不得要領。我怕線索中斷，即命二處嚴加看守，注意楊的每一動態……

關於特務分子如何對這位重慶工人領袖的用刑和許建業如何在敵人面前寧死不屈，監獄裡的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