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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但沒有對特務承認身份，看到李文祥這樣痛苦，反過來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狀態越到後來越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痛哭過後，他就會想：我這樣苦熬到底是為什麼？為了革命勝利？革命確實快要勝利了，但真到了勝利之日，我還活著嗎？為了黨？我已經為黨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工作了這麼多年，我得到了什麼？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如果死了，連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給，我還能給天下人什麼？陳然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於，一次審案後特務威脅說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李文祥感覺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這麼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與太太相見的痛苦。入獄8個多月、在特務的鞭子與老虎凳上沒有背叛，卻由於忍受不了牢獄之苦和對前途產生動搖的李文祥，於1948年12月14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主動要求“坦白情況”。幾天後，他向特務遞交了一份《關於策反計劃的報告》和一份《悔過書》，表示自己願意交出組織，願意參加特務工作。他向特務出賣了何伯梁、程謙謀等16名共產黨員的情況。

李文祥叛變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臉。跟其他叛徒一樣，李文祥後來也為自己的叛變行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賣的，是一個受害者，但我還是在獄中堅持了8個月，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那些跟我有關係的地下黨員按規定早都應該轉移走了，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是抓不到他們的，如果還不走，他們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為黨的事業、為黨的工作苦了這麼多年，眼看就要勝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這個勝利的，這樣的人生太慘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幹部都叛變了，這說明重慶的組織已經完蛋了，就算不叛變能活下來，今後黨還認不認我們？現在二處徐處長給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尖銳：要麼為他們工作，要麼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參加特務工作，也絕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我已經沒有政治前途，只能為個人來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體太壞，這樣下去一定會拖死在牢裡的，為她著想，我也只有選擇為二處工作。

獄中難友後來總結，李文祥入黨動機和思想不純，是他最終叛變的本質原因。

李文祥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被委任為上尉，帶著特務四處抓捕地下黨員。由李文祥出賣的何柏梁、程謙謀、伍大全等地下黨員被捕犧牲。重慶解放後，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先後參加過徵糧、教書等工作。但黨組織和新的人民政府並沒有放過這位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的叛徒，公安機關於1950年將其逮捕歸案。1951年，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

一切背叛者都沒有好下場，這是歷史和現實的共同結論。人們之所以憎恨這樣的敗類，是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

在整個“紅巖故事”中，由於叛徒的出賣，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一度組織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前後有133人被捕，其中：重慶城區被捕的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敵人殺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為秘密殺害）的35人，釋放和“11·27”大屠殺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敵人殺害的4人（如蒲華輔、塗孝文等），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的8人。

在短時間內，一個重要城市的組織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及有那麼多共產黨員先後被敵人逮捕和屠殺，這在中共建黨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紅巖》故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讓我們黨內很多同志深深地銘記，與這樣慘痛的教訓有直接關係。

在這慘痛的教訓中，黨內出叛徒，黨的組織中的主要領導幹部當叛徒的教訓，無疑是最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今天，我們黨的領袖們常告誡全黨：中華民族的興衰，關鍵是看我們的黨，而黨能否保持永久的執政地位，關鍵看黨的領導幹部。又說：現今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腐敗問題，而黨內腐敗主要出在黨的領導幹部身上。

黨的領導幹部能否清醒地認識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這其實是檢驗一個執政黨能否長久執政的關鍵所在。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的一些坐在領導高位上的黨的高階幹部並沒有從根本上意識到這些，他們在縱容自己的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