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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的海歸們以更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幹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設大清近代化工業。1865～1894年，共創辦了19個官辦的兵工廠和造船廠，75個製造業工廠和33個煤礦、金屬礦，其中最大的為上海機器製造總局（亦稱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漢陽兵工廠、開平煤礦、湖北織布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

江南製造總局的大部分機器裝置都是容閎從美國購入的工作母機。在當時，江南製造總局已成為東亞最先進最齊全的機械化工廠。然而，張之洞曾上書朝廷說，全國最大的江南製造總局一個月只生產100支槍，一年只生產1～2門炮。統計資料顯示，江南製造總局在1865～1875年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區區幾艘船還均為仿製，噸位很小。至於金陵製造局，其規模生產裝置非常先進，但產品不盡如人意。英國人貝斯福1898年對金陵製造局的情況評論說：“機器裝置很好，主要購自英國，間或也有德國和瑞士的。機器是現代的、頭等的，但用來製造過時的無用的軍需物品，他們正在大量地製造一種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彈。大部分的機器用來製造抬槍。”

在中國實地考察過的日本大阪工廠主作山專吉在雜誌《工業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說：“清朝人對待機械是非常粗暴的，他們不僅不重視對機械進行修理，而且，還把機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為止，與其他國家相比，他們使用和儲存機械的週期是非常短的。這是因為，他們操作、對待機械的觀念是極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紡織廠考察的時候，對堆積在工廠倉庫裡的據說是不能使用的織布機進行了調查。結果，我意外地發現，這裡有許多稍加修理就能夠使用的織布機，我為他們的粗心和浪費而感到驚訝。”

同樣是官商，明治維新日新月異，形成財閥，而中國卻始終無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於經濟缺乏獨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權的獨立性。在工業技術上，秉持“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懶漢思想，大量學成回國的留學生得不到重用。兩江總督寶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過這種情況——留學西方大學與軍校的海歸們由於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而下崗待業，處於半飢餓的狀態。而工廠中的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卻充斥著歐美人，連國家海關總署都被英國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導權更是喪失不存。鴉片戰爭之後，英、法、德、美各國金融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尤其以滙豐銀行為代表的英資銀行將中國傳統而古老的錢莊、票號打得潰不成軍。從鎮壓太平天國以來，為籌措軍費，清廷就開始向西方金融家大舉借款。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籌款。清軍先後借款6次，借款總額高達1595萬兩白銀，佔軍費總額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國金融家借錢，總額為1075萬兩白銀。外國金融家從這次借款中賺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創辦企業，修建鐵路，哪一項都需要舉借外債。僅就滙豐銀行來說，從1881年到1895年，就借給清廷2022萬兩白銀。透過國債，歐美列強特別是英國逐步滲透入中國金融主權。

甲午戰爭中的金融風雲

甲午戰爭在日本稱為日清戰爭。戰前日本的軍費預算為2。5億日元，實際支出約2億日元。其中公債達1。17億日元，歐美金融家認購的達到967萬英鎊，相當於8394萬日元。當時，1日元兌換0。71兩白銀，1英鎊兌換6。1兩白銀或8。6日元。而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並未將這場戰爭看得多麼重要，李鴻章向朝廷索要的經費不過300萬兩白銀，只有日本預算的16。9％，而實際投入的戰爭經費才寥寥18萬兩白銀，不過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戰，中國慘敗，只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向日本賠償以當時的世界貨幣英鎊支付的價值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並割讓臺灣島和遼東半島。日本的勝利讓歐美各國刮目相看，其國際聲望與地位一躍超過中國，一夜之間躋身列強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國勸告日本放棄根據條約第二條取得的享有遼東半島的權利，此即“三國還遼”事件。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的首都受到威脅；妨礙遠東和平。當時日本傾舉國之力打贏戰爭，自己也元氣大傷，有待恢復。儘管陸軍在作下一步作戰的準備，但海軍卻無力與三國海軍對陣。如果海上聯絡被三國海軍切斷，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軍隊，便會陷入完全孤立無援、生存受到威脅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000萬兩的贖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