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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好一會，他才過來，在那頭悶聲悶氣地問；“你來要支菸麼？喝點茶怎麼樣？”我說：“謝謝你的美意，我只想出來。”他對著門縫噴了口煙，很大度地說：“今天就放你半天假吧！”說完他就回去了。直到下班才把我放出去。

第二天，和大老闆通影片時，我的頭上長出了兩個包，像個et。姓秦的傢伙坐在老闆身邊。老闆問我：“咦，你左邊的包是怎麼回事？”姓秦的問：“咦，你右邊的包是怎麼回事？”我朝著李三的方向指了一指，他們相視而笑，沒有半點同情的樣子。

從老闆右手邊的窗戶，我看見城裡的霧霾已經散去，留出一塊淺灰的天空。我問：“你們這兒是快下雨了麼？”他倆一齊別過頭，望了眼窗外說：“哪有，今天可是大晴天呢。”既然姓秦的也在，我就質問道：“你們把我調到這兒，是讓我難堪麼？”說著我又指了指李三。姓秦的笑而不答，老闆絞起十指，臉貼近螢幕道：“不，當然不是。你在想什麼呢。我是以為給點兒壓力，你就能做得好一些。不過，你都習慣了，不是麼？”接下來他們告訴我：由於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大老闆打算退居二線，姓秦的傢伙將擔任榮譽老闆，當然，因為他很忙，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偶爾出來擺擺樣子，還有透過這臺電腦監督我的工作。

隨後，老闆關掉了聲音，轉而在對話方塊中寫道：接下來兩個月，公司會進行大換血，大規模裁員和調職在所難免。我想了一會，寫道：管我什麼事呢？姓秦的代他寫道：你得做好準備，看著身邊的人一一離開或是升職，我們知道，按你的怪脾氣，難免會長吁短嘆，想太多，這樣會影響你的工作。“儘量少寫一點你的人生感悟，”他們說，“讀者不喜歡看這個，你怎麼想，他們也不在乎呀。”

晚上，李三打電話過來，讓我去他家一趟。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你來了就知道了。我瞥了眼廚房裡的鹿男，問：“我可以不來麼？”“你說呢？”

我於是痛吃了兩碗飯，又帶了把防身用的水果刀，打車去了城郊別墅區。李三的房子很大，院落通暢，屋裡擺了許多木製傢俱，天剛下過雨，散發出一股返潮味。他在吧檯上喝酒，一路目送我進來，待我跳上吧檯，便推來一杯酒，命令道：“喝！”酒是好酒，我也愛喝，但我不敢。他看出了這層顧慮，把酒杯取回去，抿了一口，又重新擺在我面前：“沒事，喝吧。”我仍舊沒動。他哧地笑一聲：“屁大點事，難不成還要和你同歸於盡？”我這才舉起酒杯，喝了起來。

大約有一刻鐘，我們面對面默默喝酒，不作任何交談。我注意到他的手臂上掛著黑袖章，就小心翼翼地問他，家裡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哥去世了。李三有個大他五歲的哥哥，兩人關係密切，彷彿只有在兄長面前，他才會流露出鮮少的人性。我想安慰他的，因為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來此地的理由，但他臉上的神情很冷漠，彷彿死去的不過是路邊臭水溝裡的一隻耗子。

我問他：你不難過麼？他聳了聳肩，反問道：“有的選麼？”對於我們習以為常卻始終不願觸及的生離死別，李三很有一套自己的邏輯。他認為，這個世上，我們的周遭，每天都有人出生，同樣每天都有人在死去，從一定意義上講，永遠不會有空缺的位置。從此說來，人同牆上的掛鐘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的出世，他們身上日益凸顯的衰老的痕跡，以及他們的死亡，每時每刻，每分每秒，無不在告知時光的流逝。唯一改變的只是時間。他跳脫於正常範圍之外的思考使他始終遊離於人群之外，而我們自始至終也無法進入他的生活。我不知道這個怪圈，這個將他與我們隔離開來的牆是如何產生的，而他安之若素的態度顯然不會為他的餘生來來絲毫釋然。

“可他是你兄長！”我用一種憐憫的口吻爭辯道。他對著我喝下杯中剩酒，摸了一把黑袖章。“我又能改變什麼呢？你能用悲傷的程度來計量愛嗎？你不能。”他說，“你不能把所有東西都去量化。眼下我的家人們都戴著這塊黑布，我們用黑的衣服、黑袖章和掛在牆上的嚇死人的照片來提醒自己，有什麼人死去了，而這個人在我們血緣枝脈中佔去了一席之地。這塊黑布，它迫使我們一遍遍回想他缺乏可陳的一生和平淡無奇的相貌，可是有一天，當我們摘下它時，所有的記憶和悲傷都會化為過眼煙雲。在這段時間裡，每個同事、每個與我擦肩而過的人，都會盡可能地表現得出友善，因為我的家人死了，他們可憐我，他們像可憐一條斷了腿的流浪狗一樣可憐我。而一旦等我摘下這塊黑布，他們就恢復了冷漠和怨恨的權力，又可以對我橫架指摘了。我知道，若我表現得漠不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