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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安排都按照那種不尋常的——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伯恩先生同他那位可尊敬的顧問的要求定下來了。

一個皮製的手提箱已準備好，供伯恩先生裝證券和鈔票。它將由一名荷槍郵使攜帶著在下午兩點三十分離開銀行，三點鐘在九號橋與伯恩先生會面，那位顯要的客戶將以一片由皮處殼上切下來的一小塊皮革來證明他自己的身份，如果它正好對上那個位置，就證明它是少掉了的那一塊。此外還有個接頭語：“康尼希先生從蘇黎世向您問候。”

細節就是這麼些，但是伯恩先生的顧問又明確指出了一點。

“我們知道卡片的各項要求必須不折不扣地照辦，希望達馬克先生這麼辦，”瑪麗·聖雅克說。“可是，我們還認為時間安排對伯恩先生可以有利，可以不利，我們希望有利，如果不能，我，作為正式執有證書的——雖說目前是匿名的——國際銀行委員會委員恐怕將感到不得不報告我所目睹的某越軌的銀行及法律程式。我相信那將是不必要的；我們都是待遇優厚的，是不是，先生？”

“確實，夫人！在銀行和法律……確實，同生活本身一樣……時間的掌握最重要，您不必擔憂。”

“我明白，”瑪麗說。

伯恩檢查了消音器的槽溝，相信自己已經把由於長時間不用而聚集的灰塵及纖維物拭乾淨了。他最後把槍翻了個身，壓下子彈匣的鬆釦，檢查子彈夾。還剩下六顆子彈。準備好了。他把手槍插在腰帶上，扣上夾克。

瑪麗沒看見他帶槍。她正坐在床上，背對著他同加拿大大使館參贊丹尼斯·考勃利爾能電話。香菸的煙霧從挨著筆記本旁邊的菸灰缸繚繞而起；她正在記下考勃利爾告訴她的情況。他說完了，她向他道了謝，掛上了電話。她有兩、三秒鐘靜止不動，鉛筆仍然在手裡。

“他不瞭解彼得的情況，”她說，面對賈森。“奇怪。”

“很奇怪。”伯恩同意。“我以為他是頭一批知道的人。你說他們檢視了彼得的電話記錄，他打了個電話到巴黎，給考勃利爾。一定什麼人追蹤了那個電話。”

“我甚至還沒考慮到這一點。我在想，報紙、通訊社。彼得是……十八小時之前發現的，而且儘管我說的時候多麼隨便，可是他確實是加拿大政府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死亡本身就是新聞，被謀殺就更不要說了……可是沒有報道。”

“今晚打電話給渥太華，查查原因。”

“我會的。”

“考勃利爾對你講了些什麼？”

“喔，是這樣。”瑪麗眼睛瞟向那筆記本。“瑪黛琳路的汽車牌照沒有任何意義。那是從戴高樂機場開出的出租汽車，租車的人叫讓·彼埃爾·拉魯斯。”

“約翰·史密斯，”賈森打斷說。

“正是。關於達馬克給你的電話號碼，他查到些情況，可是他看不出跟什麼事情有關聯。事實上，我也看不出。”

“有奇怪之處嗎？”

“我認為是的。那是在聖奧諾雷的一家叫古典時裝公司的電話。”

“時裝公司？你是說工作室？”

“肯定有工作室。可是它基本上是一家講究的時裝店。就象迪奧爾公司或古凡廳公司那樣。高階女時裝店。考勃利爾說，在同行業裡，這家店通稱勒內屋。貝熱隆開的。”

“誰？”

“勒內·貝熱隆，一位設計師。開店多年了，總是停留在重大成功的邊緣。因為那位為我做衣服的太太常模仿他的設計，所以我知道他。”

“你有他的地址？”

瑪麗點點頭。“為什麼考勃利爾不知道彼得的事？為什麼不是人人都知道？”

“也許你打了電話就會知道。也許只是時差問題，對巴黎的晨報說來，也許時間太遲了。我去買份晚報。”伯恩走到壁櫥前拿他的大衣，感覺到他褲帶上的重量。“我直接到銀行去，跟隨郵使去第九號橋。”他穿上大衣，注意到瑪麗沒在聽。“我想問你，這些人穿不穿制服？”

“誰？”

“銀行郵使。”

“解釋報紙可以，通訊社則解釋不通。”

“對不起，你說什麼？”

“時差。報紙沒來得及收到訊息，可是通訊社應該收到。而且大使館都有電傳機，他們應該已經知曉這件事。這件事沒報道，賈森。”

“你今晚打電話，”他說。“我走啦。”

“你打聽郵使他們穿不穿制服？”

“我很想知道。”

“多數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