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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些曾讓他很是嚮往。他覺得能夠隨時準備而且事實上是隨時可能為另一個人、為公眾的利益獻出自己的生命，這在如今這樣一個連極有限的正義感也越來越少的社會里是種極高尚的行為。所有那些想法使得特工威廉·詹姆斯·伯頓每天清晨笑著起床，每天晚上安然入夢。可現在那種感覺沒有了。他搖搖頭，偷偷地迅速抽了一支菸。

成天像是坐在一小圓桶25磅的炸藥上過日子，那就是他們所有人的感覺。格洛麗亞·拉塞爾越對他解釋，他越覺得不可思議。

那輛車已經成了禍水。警方經過極審慎的調查已經追蹤到它，一直到了他媽的華盛頓特區警署的停車場。那太危險了，不能再追查下去。拉塞爾已嚇得屁滾尿流，不過還是由她去，她說過已經搞定此事了。去他媽的。

他折起了報紙，然後將它整齊地放在一邊，等著下一班的特工來。

他媽的拉塞爾。伯頓想到這事兒就越想越來氣。但現在回頭也太晚了點兒。他摸了摸上衣的左邊。他的0。357口徑手槍被灌滿了水泥，連同科林的9毫米口徑手槍全被扔到了塞文河的底部，那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偏僻之處。這對大多數人來說，也許是過於警惕了，但對伯頓來說，任何預防措施都很必要。警方找到了一顆無用的子彈，但決不會發現另一顆的。即便他們能找到，他的新手槍的槍管也將是一乾二淨。伯頓並不擔心弗吉尼亞地方警察局的彈道學測試部門會把他拉下馬來。

伯頓的大腦中迅速閃現著那天晚上的種種事情，他垂下了腦袋。這個通姦的美國總統自己把那天晚上的好事攪得一團糟，以至於那個女人都想要殺死他，而特工伯頓和科林只好將她打死。

然後，他們又把現場全部掩飾好，這就是為什麼伯頓每次照鏡子都心驚肉跳的緣故。掩人耳目。他們撒了謊。他們閉口不談，隱瞞了真相。可他難道不是一直在撒謊，在替總統隱瞞所有那些幽會的事兒嗎？當他每天早晨向總統夫人請安的時候，他在後草坪同總統的兩個孩子玩耍時，他並沒有告訴他們真相，那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們的父親可能並非他們認為的那麼好，那麼善良可親。全國所有的人也一樣是這麼被矇蔽了。

特工處。伯頓做了個鬼臉。就某種可惡的原因而言，這個名稱倒是名副其實。這些年來他一直看著他們在騙人，但他裝作看不見。每個特工都曾這麼幹過。私下裡，他們全都會取笑或抱怨那些事情，但僅此而已。雖然這樣做不好，但那是他們的特殊職責。權力會使人失去理智，權力也使他們覺得不可抗拒。如果出了什麼不妙的事情，那就該由特工處那幫傢伙出面收拾爛攤子了。

伯頓幾次拿起電話想打給特工處的處長，他想把全部真相告訴他，也好使自己儘早得到解脫。但每次他都拿起電話又放下，無法啟齒說出那些將會葬送其前程，甚至實質上是埋葬其一生的話來。每過一天，伯頓的希望就變多一分。這件事或許有一天會全部煙消雲散的，儘管他的經驗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他覺得現在說出實情已經太晚了。事發後的一兩天打電話講明真相或許還能說清楚，但現在不行了。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克里斯婷·沙利文之死的調查工作上。伯頓已饒有興趣地看了有關驗屍的發現，這是總統責令當地警方協助進行的，總統對這一悲劇感到非常非常地憂慮。也操他媽的。

打碎的下巴和勒紋的痕跡。他和科林的子彈並未造成這些創傷。看來她是完全有足夠理由要殺死他的。但伯頓不會讓那種事發生，無論如何都不會。這世上幾乎不再有什麼絕對的事情了，但要想幹掉美國總統卻完全可以肯定是個例外。

我做得沒錯，伯頓這樣對自己說了不下千遍。他那差不多是用全部生命去訓練出的每一個行動都沒錯。普通人是無法理解的，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明白那些特工在眼看著要出亂子時的所思所想。

很久以前，他曾和肯尼迪的一個特工談過話。那個人永遠也忘不了達拉斯的事件，當時他就走在總統專車的旁邊，但卻無能為力。總統死了，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總統的腦袋被開啟了花。他沒有辦法，可總應該能做點事的。你應該能預先想到另一個防範措施。應該向左而不是往右看，然後儘可能更加仔細地注視那幢樓房。掃視人群的時候應該更審慎一點。可肯尼迪的衛士們絕不可能都是像他一樣的。他離開了特工處，離了婚，然後隱姓埋名地躲在密西西比州某個簡陋的棚屋裡度日，但他在這人生的最後20年裡仍舊擺脫不了達拉斯事件的陰影。

那種事絕不會發生在比爾·伯頓的身上，正因為這樣，所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