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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朋友身上我確實學到了很多。包括對人，對事以及對故事的態度。

林澤鼓勵過我，寫手要拿作品說話是不錯，但也最好不要躲在一個封閉的櫃子裡寫作，別把自己掩藏起來。就拿關於邊緣人群，社會現象這種題材來說。揭開它，朝人講故事，是為了治療它，讓人前來關注。如果以一種旁觀者的思想置身事外，躲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來講述它，是起不到多少效果的。

就像遊行隊伍一樣，發起者躲在後面喊口號，讓其他人前赴後繼地上去擋槍子兒，並不是同運志願者與彩虹組織的初衷。一邊喊著社會需要對同性戀異性戀一視同仁，舉抗議牌的時候擋著臉，怕被認出來了影響生活，不願意告訴大家是誰，呼籲權益時閃爍其詞，藏頭露尾，又如何說服這個社會接受同志的身份？

他之所以願意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並讓我隨便寫，隨便說，也是源於這種心態，至少保證自己把能做的都做了，站在旁邊與後方指指點點容易，站到前面來說，效果又有所不同。

林澤想了想，說：“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總覺得自己辜負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我一直記得，一個就是司徒，幸好我能補償他。另外一個是我遊戲裡的朋友，我卻再也補償不了了。”

“另外那個呢？”我問：“遊戲裡的朋友‘也是’嗎？”

冷飲店裡不是個八卦的好地方，說到敏感詞時總要對切口上暗號，太危險了。但林澤說：“不，不是，就是一個傳奇裡的，一起練級的朋友，我以前玩傳奇，給你說過的，我是個戰士，和鄭傑一起玩。”

“大學的時候我們不住一個宿舍，不過偶爾會碰個頭，晚上十點宿舍關門以後也無聊，就玩玩遊戲，鄭傑是法師我是戰士，因為玩的時間多，等級升得挺高。有天上去，發現鄭傑收了個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