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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

與此同時，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讓·保爾·薩特和西蒙娜·德·波芙夫婦，由於懷著對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羅的好奇，他們將在古巴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採訪活動。卡斯特羅獨有的個性、魅力、智慧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給西蒙娜留下了鮮明和深刻印象。關於當時的一些情形和卡斯特羅的形象，她後來對此說：

“我自問確切地說那意味著什麼……人們興奮地呼喊，從看臺上狂奔過去，孩子們跑到講臺上想摸摸他的制服……他只是在那裡微笑著，好像有點勉強。一點也不滑稽……他最怕那些幸福地望著他的人失望。於是，他便一動不動地待在那裡，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點膽怯……他與人們接觸，同時又保持著清醒……他的思維以事實為出發點，深沉而辯證。他懂得若處理問題不考慮角度，盲目起勁，那勢必走向反面……他永遠不拘泥於一種理論，根據事實形成結論，似乎他的智力優越便產生於此……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做那些必需做的事，毋須操心確定優先的意識形態。”

不過，西蒙娜根據自己內心的印象所描述的並非卡斯特羅的全貌，因為卡斯特羅是個不懼怕任何反對勢力的偉人，而且他認準要走的路是沒人可以阻擋的。

1960年底，卡斯特羅用革命的方式將古巴經濟改革繼續推行下去，並簽署法令又將國內548家工廠和企業國有化，繼續沒收美國資本家在古巴的財產，同時將租賃房屋分配給房客，對業主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另外，他在推行的下一個改革計劃中，將實行教育國有化，並進一步打擊歪理邪說的教會。

就在卡斯特羅用革命的手段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時，又有一批對卡斯特羅政府和共產黨充滿仇恨的人，紛紛踏上了流亡之路，這些人中有舊軍人、七·二六運動的原起義者和反革命分子，其中還包括反對共產黨的卡斯特羅的妹妹胡安娜·卡斯特羅。他沒有將他們置於死地，相反卻對這些人往開一面採取開綠燈的辦法，但他讓這些人對立者出得去，卻進不來。他對此強調指出說：“我們不能向那些上午出去，下午回來的反革命分子提供方便！對於不出走的人，我們根本不予置理；我們關注的是那些不回來的人！”

與此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在邁阿密設立了古巴流亡人員接待站，並在這裡集中了一支空軍、一支海軍和“保安之家”，以此對古巴的流亡人員進行生活和軍事幫助，為日後登陸古巴作戰作準備。另外，美國中央情報局與黑手黨聯手，繼續實施暗殺卡斯特羅的計劃，而“辛迪加賭博行動”是其暗殺計劃之一。參與這個暗殺計劃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阿倫·杜勒斯、副局長查爾斯·卡貝爾、計劃部副主任理查德·比斯爾、安全部主任謝菲爾德·愛德華茲等，以及黑手黨的頭目小桑托斯·特拉菲坎特、約翰·羅塞裡、薩姆·莫莫·吉恩卡納等。但是，在實施暗殺卡斯特羅的過程中，黑手黨頭目特拉菲坎特被古巴情報部門一舉抓獲，致使暗殺計劃再次破產。

這時，卡斯特羅從有關情報中獲悉，美國政府正在加緊策劃對古巴的入侵。於是，他命令勞爾迅速作好應戰的準備。根據他的指示，勞爾立即飛往東歐購買武器。不久，古巴方面接收到來自蘇聯、捷克的火炮、迫擊炮、坦克、自動推進火炮、反坦克炮、高射炮、各種衝鋒槍等，其中包括先進的米格戰鬥機。另外，據他回憶說：“來自義大利的有6門大炮……120發炮彈、一些迫擊炮彈……說實話，那些武器後來送到了阿爾及利亞。”

與此同時，應卡斯特羅的要求，蘇聯和捷克還派來了軍事顧問。他帶領兩國的軍事顧問，一面在海防線上視察軍隊和民兵的訓練工作，一面與他們交換意見，研究海防計劃，爭取一舉消滅美國組織的僱傭軍。

1961年1月3日，當新的一年剛剛來臨的時候，隨著美古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宣佈與古巴斷交，由此兩國的鬥爭達到新的高潮。在此前，古巴外長勞爾·羅亞已經透過聯合國安理會強烈要求減少美國駐古巴大使館人員，理由是大部分人員在古巴從事間諜和顛覆活動，這實際上是向美國發出了斷交的訊號。美古斷交後，美國政府請瑞士代理在古巴的外交事務，而卡斯特羅請捷克斯洛伐克做在美國的外交事務代表。

1月20日，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塵埃落定，約翰·菲茲吉拉德·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就職儀式上宣佈，美國對古巴的政策不會改變，按照美國的國家本質進一步制裁古巴，繼續實施入侵古巴的計劃。

1961年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決定派一個小組潛入古巴，執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