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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我以這樣特殊的方式開始進行武裝鬥爭，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開展武裝鬥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請求一位有反對馬查多和巴蒂斯塔經歷的年長朋友，給我弄一支槍。他給我搞到一支勃朗寧手槍和15發子彈。能有支勃朗寧和15發子彈，我感到武裝得很好了。”

卡斯特羅在回想當時的心境時說：“但是，我為什麼哭呢？因為我覺得丟掉性命在所難免。我在大學進行鬥爭，擁有大學生們的支援，法學系的支援，一種巨大的、幾乎是完全的支援——我指的是我們年級和下面幾個年級，當然也包括其他系的學生——，我怎麼能接受不讓我回大學的禁令呢？我下了決心，弄到一支槍。想到大概誰也不會承認我獻身的壯舉，想到將由敵人來書寫這裡發生的事情，我感到十分痛苦。但是我橫下一條心，非要回大學不可。不僅回來，而且不能輕易地付出生命，要讓他們付出代價。我並不清楚有多少對手將在與我的會面中付出代價。我決定回來。實際上我連一秒鐘都沒猶豫過。”

決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哪怕是付出生命代價的卡斯特羅，決心回到大學裡去，這是無法動搖的決心。於是，他在一群志同道合和追隨者的陪同下，開著別克車向哈瓦那大學駛去。他對此回憶說：“那天是什麼使我倖免於難？實際上我的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他們是各種不同的人，屬於不同的組織，有很多是手中有武器的人，去尋求他們的幫助。他說：‘你不能這樣去送死。’他說服了另外七八個人與我同行。這些人我都不認識，那天是首次見面。我認為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人。我結交過一些人，一些鬥爭勇士，這些人是正派和勇敢的小夥子。這樣，我那天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那天午後，卡斯特羅在護送者們的陪同下，從醫院建築旁的花園後面駛入哈瓦那大學。然而，那些準備報復卡斯特羅的對立者們把持著大樓，企圖阻止卡斯特羅回大學。這時，卡斯特羅立即將護送者分成三路，向把持樓房的那夥人發起勇敢的衝擊。那夥人立即恐慌起來，迅速潰散了。至此，他順利回到了大學。對於此時的情形，他這樣回憶說：

“……我對其他人說：‘你們3個人從正面進去，我們3人從那邊上樓梯，另外3個人從這裡進去。’我們突然到達那裡，那夥人有15或20個，他們開始害怕得發抖，沒想到會遇到類似的挑戰。但是這次沒發生什麼事情，那些人只是怕得發抖。”

卡斯特羅回到哈瓦那大學後，當他獨自一人時，經常受到對立者的威脅和騷擾，但他總是勇敢地面對這些威脅和騷擾。有一天，一個叫“魔鬼”的中尉校警蠻橫地攔住了他，並警告說不準帶武器進校，還企圖搜他的身，但沒有辦到。面對校警的挑戰，他斬釘截鐵地說：“手槍我不交。如果非要的話，需要一尊大炮把它從我身上奪去。”

然而，卡斯特羅有很多時候並不帶槍，赤手空拳地出入大學，因此他的處境仍然十分危險，在對抗中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他回憶這時的情形說：“我有時候攜帶武器。但是在那次對抗中，又出現其他問題：他們擁有所有的鎮壓機構，有大學保安和大街上的警察的支援，有法庭和緊急法庭的支援。根據這一項法律，如果你使用武器，就會被囚禁。這樣我就面臨第三種選擇：與那夥黑社會分子對抗，他們手中有武器，而我只能赤手空拳，因為如果我使用武器，就會被抓起來。那些法庭十分嚴厲，在當局的要求下，可以任意地把人關起來。於是，我幾乎總是赤手空拳地與那些武裝團伙進行鬥爭。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下我可以搞到武器，只有一件武器，別的什麼也沒有！其他大部分時間我手無寸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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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縮抗爭到底（2）

卡斯特羅還回憶說：“在大學周圍和大學內，我不得不赤手空拳地與當局進行那場鬥爭。因此我說那是特殊條件下的一場武裝鬥爭，很多時候我手無寸鐵。他們不厭其煩地制定這種或那種計劃，挖空心思……有一次，他們從人類學教室出來，一直跟蹤到我的寓所，把我圍起來，因為我沒帶武器，而對手們卻有組織、有武器。”

在哈瓦那大學裡，卡斯特羅的周圍籠罩著威脅和恐懼，同時他在複雜的###面前也處在十字路口，面臨著選擇陣營的問題，他和一些激進者一樣感到十分迷惘。因此，他更多的時候處在一種觀察之中，現在無論是真正黨也好，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也好，以及其他各黨各派也好，都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綱領，也沒有一個明朗的政治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加入這些組織並沒有多大興趣。這時，愛德華多·奇瓦斯對真正黨失去信心，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