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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中學了不少歷史知識，他深知功臣對於國家穩定的危害。史學家趙翼評價朱元璋道：“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趙翼的這種評價雖有過激之處，卻指出了朱元璋的本性。正因為辦事下手狠，敢於下重手，大明的社稷才固若金湯。

我們來看看他下手狠，敢於下重手的辦事風格。

朱元璋在清除威脅皇權勢力的過程中，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殘酷的，光被殺身死的人就有幾萬。

朱元璋首先拿胡惟庸開刀，胡惟庸當時是丞相……他是靠李善長的推薦當上丞相的，是個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說：“帝以（胡）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全然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近。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朱元璋想，此人精於算計，不滅掉他，大明的江山就會受到威脅。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佈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殺十年之後，罪狀又升級為“謀反”。朱元璋唆使親信精心策劃，唆使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無中生有地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串通謀反。

有了虛構的證據後，朱元璋才下命令，他說：“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這實質上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李善長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時被殺，李善長時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賜死給予全屍，算是朱元璋對這位功臣的酬勞。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頓時，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株連蔓延達數年之久。

接下來的藍玉案讓朱元璋的老粗本性更加鋒芒。藍玉人稱常勝將軍。洪武二十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皇恩浩蕩之下，藍玉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將權對皇權的威脅，萌生了剷除之心。

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朱元璋以此為由，對武將勢力大肆絞殺，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為了顯得名正言順，朱元璋特地下手詔，頒佈《逆臣錄》，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透過“胡藍案”，大明的開國功臣被屠戮殆盡。朱元璋試圖以此來透過鞏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傳祚無窮。

老粗做事只管達到目標，沒有效果的話不說；沒有效果的事不做；該下手就下手；該撤就撤。

做事有要狠，不是說在做事過程中為達到目的而使用不光明的手段，而是做事時先下手為強的膽略，行動前深謀遠慮的眼光。如果留心觀察一下那些優秀的人，我們會發現他們做事多謀善決，雷厲風行，想得到做得到，從不落人之後，從不拖泥帶水。也只有這樣做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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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節：做事敢賭一把

做事敢賭一把

十賭九輸，是說賭博的十個人中，有九個人最後是輸的，只有一個人贏。賭博從來就是一項高風險的遊戲，無數的人在賭博中輸得傾家蕩產一敗塗地。

但歷史上也有極少數幸運兒在人生的賭局中常賭常勝，他們與命運的賭博中成就了自己的偉業。

唐末梟雄朱溫就是一個善於用賭博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目的的人，他的賭技之高讓人咋舌。

唐末時期，朱溫出生於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縣）午溝裡，父親是鄉下的一個窮教書先生，一家人生活過得很清苦。在他們兄弟三人都未成年時，父親就去世了。為了生存，朱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