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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最關鍵的一步價格改革開始實行，允許國有企業在完成指令性計劃後，超產部分價格由市場供求雙方解決。

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決定開放由北至南14個沿海港口城市，即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

改革和開放的效果是明顯的，當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就增長了19�4％，一年以後，增長了31�1％，而在1984年以前，增長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這從一個側面說明，1984年之後整個社會的商業活動較以前活躍了很多。

從企業家群體的形成來看，1984年也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企業家主要來自於體制外，最典型的來源是農村插隊回城後沒有找到工作的知識青年和農村中頭腦靈活的能人。這些“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人們是最早的一批創業者——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小攤主和小作坊主。“個體戶”是產生於那個時期的詞彙，也是對那個時期商業狀態的精確描繪。

當然，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當時的創業者完全稱不上“企業家”三個字，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小商小販。但是，不能忽視的是，企業家的基因也正是在這樣一群人中形成的。

史玉柱的老鄉年廣九，算得上當時最為知名的“企業家”之一，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遭遇頗能說明當時人們對於這些創業者的態度。

抗日戰爭爆發那一年，年廣九出生在懷遠縣，後來因為懷遠受災，跟父親討飯到了蕪湖。年廣九擺過水果攤。在史玉柱出生的第二年，他因為從江西販賣板栗到蕪湖，以“投機倒把罪”獲刑一年。出獄後，年廣九偷偷摸摸做了十幾年的小商販，主要賣炒瓜子。1979年，他的炒瓜子作坊僱傭了12個工人，到1980年，僱工達到110人，已經從作坊變成了工廠。

年廣九的“企業家之路”並不順利，1983年底，有人反映年廣九的僱工問題，安徽省商業和工商等部門開始對他的“僱工現象”展開調查，後由當時分管商業的副省長專門向省委提交了一個調查報告。隨後，在一次全國工商會議上，有人提出年廣九僱工人數超過國家規定，對國營、集體商業形成不利影響，應該限制其發展。到後來，甚至有“年廣九是資本家復辟、是剝削”的說法。

事情越鬧越大，直到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會議上點名提到年廣九的事情，“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時間，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此時，年廣九的僱工問題才算告一段落。

這一切就發生在史玉柱讀大學期間。可以想見，儘管史玉柱就讀於中國民營經濟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浙江，但直到他畢業那年，關於僱傭工人的問題還需要鬧到中央領導人的層面才能解決。你無法想象一個經歷了15年學校教育的人，會將這些個體戶和主要由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農民（上文提到的年廣九甚至不識字）構成、身份還顯得很可疑的“企業家群體”當作自己的模範。況且，就一般社會生活來說，杭州同合肥在當時的差別並不大。儘管史玉柱有“史大膽”的稱號，他還是不可能放棄在政府機關的工作機會而選擇去當一個個體戶或者一個鄉鎮企業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從深圳大學畢業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

始於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後的幾年裡開始顯現效果，非公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非公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僅佔3�0％，到1990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9�8％。

伴隨這個過程的，是企業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後，大批體制內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轉到體制之外，“下海”經商，從而構成這個時期企業家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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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業時代（4）

大體來講，這個時期機關幹部出身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出身的企業家是沿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的。由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價格雙軌制開始實行，價差產生了巨大的利潤空間，有專家估算，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