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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吳教授跟您私下有沒有聊起過類似的問題?
楊:她從來沒跟我談過這問題。關於這件事情,我想將來還會有人再去研究的。吳健雄的貢獻非常之大,因為1956年李政道跟我提出來“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下可能不守恆”的這個理論的時候,我們也並沒有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當時大家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我曾經說她獨具慧眼。當然等到她做完以後,發現這個宇稱確實是不守恆的,那這個結果就震驚了全世界。至於說她為什麼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呢?有很多的說法,當然大家並不知道諾貝爾獎金的委員會是怎麼討論的。我知道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有一個我不知道是成文還是不成文的規章,就是一個獎給過以後五十年,研究科學史的人可以看他們的檔案,那就是今天。所以,也許以後幾年會有人去做一個仔細的研究,到底當時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是怎麼討論的。我想多半環繞著兩點,一個講法是說,不知道什麼人提名的時候,他們沒有提吳健雄,只提了李政道跟我,這是一個可能。第二個可能呢,是因為諾貝爾獎一次最多隻可以給三個人,他們已經要給李政道跟我,假如要給吳健雄的話,因為吳健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者,低溫物理學家安伯勒,他們如果要給吳健雄,就一定要給安伯勒,那這樣就是四個人,所以結果就沒有給。
曹:您跟李政道教授其實從1946年就開始合作,你們共同發表了三十多篇非常重要的論文,你們在合作的過程當中,帶來的最大的快樂是什麼?在那段時間?
楊:我在西南聯大唸書的時候,並不認識李政道,他比我年輕四歲,因為我念書念得很早,所以他班次大概比我低了六、七年次。後來到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唸書的時候,他來了。從1949年我們第一篇合作的文章發表了以後,一直到1962年,十幾年的時間,有非常成功的合作。我曾經說,我們這個合作是被整個物理學界羨慕而嫉妒的。可是後來,不幸,在1962年,我們發生了非常不能化解的衝突,所以那以後就分道揚鑣了。到今天,還是這樣。這是我人生裡頭,一個重要的悲劇。
有生應感國恩宏——楊振寧專訪(5)
曹:我記得那時候奧本海默教授說過這樣的話,他最想看到的一個景象,就是您和李政道教授能夠在普林斯頓的草坪上,並肩地散步,可是大家在1962年以後就再沒有看到這樣的情形了。我讀過李政道先生的一篇文章的節選,他寫了一段文字,像類似童話一樣的,說兩個小孩在沙灘上玩耍,忽然看到遠處的黑暗的古堡亮起了燈,這個景象非常的美妙和漂亮,但是兩個小孩呢,卻吵了起來,大家都在爭論是誰先看見了那個燈光,互不相讓。你覺得他的這段話,是不是有什麼隱喻在裡頭。
楊:當然!而且我可以很坦白地說,這一段不是李政道寫的,因為李政道沒有這種文學的才能。他在前兩年,大概是2004,出版了一本書,要詳細討論“宇稱不守恆”這個工作的經過。我想你單看這本書以後,一,對於李政道今天的心境會有一個深刻的瞭解;二,你會透過他自己的講法,可以得到一個判斷,到底那個時候,發生的總體是怎麼一回事情。這本書我認為是將來要研究李跟我的關係,我們身後,要研究李跟我的關係,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
曹:其實我們中國人一直在說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都已經到了這個耄耋之年,能不能捐棄前嫌,大家重新站在一起,重新漫步在一條林蔭的小道上,您覺得有這種可能嗎?
楊:我一直認為,要把這個歷史研究清楚的話,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整個事情的經過,不是我要促成的,那麼,不是我能夠說拉拉手,就能夠忘記掉的,所以,我認為拉拉手這件事情,是一個敷衍的事情,這不是我個性裡面所容許的。比如說,我記得在1980年,有個從化會議,我坐汽車一到從化招待所,已經有國內很多物理學家都到了,李政道也到了,他們把他預先安排好了,使得我從汽車一出來的話,非要跟李政道握手才可以,那當然我沒辦法,於是他們趕快照相,我覺得這是一個可笑的事情。這個照片後來登出來,他們以為這就可以把事情解決了,其實這根本不能解決的。
曹:這其實也是一個善良的願望。
楊:在我認為是一個可笑的動作。
曹:那你現在如果跟他見面,會問好嗎?
楊:儘量不講。
1971年之後的三年內,楊振寧四度回國。當時他不僅是首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是中美冷戰解凍之後,第一位回國的美籍科學家。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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