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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這次來京，實際上冒了很大的風險，如果楊國忠奏請將他留在京師，他可能會遭殺身之禍。因此一旦離京，便急急如漏網之魚，騎馬飛奔出了潼關。出關後，早有心腹接應，然後到淇門乘船沿黃河順流而下。他還嫌船太慢，命船伕拿著繩板立於岸邊拉縴，十五里一換班，“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見他內心深處的驚懼。

平安返回范陽後，安祿山仍然心有餘悸，憂慮不自安。唐德宗時的宰相杜佑（著名詩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凝，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安祿山才開始下決心起兵叛亂，進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他其實是被楊國忠逼著走到了這一步。

而長安的玄宗卻沒有絲毫懷疑，因為楊貴妃喜歡這個安祿山胡兒（大楊貴妃許多歲的安祿山稱楊貴妃為母），甚至楊國忠告“安祿山欲反”時，楊貴妃還為安祿山辯解。公平地說，楊貴妃並不像之前的武則天和太平公主那樣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終沒有干涉過朝政，然而，玄宗對她無以倫比的寵愛，無疑極大地影響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為歷史上的又一個著名的“紅顏禍水”。

天寶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祿山突然派心腹副將何千年到長安上奏，要求以蕃將32人代替漢將。實際上，這是安祿山的試探，想借機觀察唐朝廷是否還對他照舊信任。玄宗倒是沒有絲毫懷疑，一口同意，命中書按安祿山的請求辦理。吏部侍郎韋見素卻起了疑心，但他擔心玄宗聽不進去他的勸諫，就先去對楊國忠說：“安祿山久有異志，現在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進諫極言，陛下如不聽允，請你繼續諫說。”楊國忠一心要剷除安祿山而後快，自然滿口答應下來。

第二天，楊國忠與韋見素一同去見玄宗，二人還沒有說話，玄宗便已經知道來意，先問道：“你們是懷疑安祿山有反心嗎？”於是韋見素極力說安祿山反跡已明，不能讓其以蕃將代漢將。玄宗當場黑了臉，很不高興。楊國忠見此狀況，竟然不顧韋見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說。於是，安祿山以蕃將代替漢將的要求得以實施。

之後，楊國忠時不時地找機會大談安祿山有心謀反。這樣的話聽多了，玄宗也開始半信半疑起來，於是派宦官輔璆琳以送柑子為名，到范陽去觀察安祿山的動靜。安祿山對輔璆琳大行賄賂之事。輔璆琳回京後，對玄宗盛言安祿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國，絕對沒有二心。於是玄宗對楊國忠等人說：“我推心置腹地對待安祿山，他必無異志。東北的奚與契丹勢力強大，非靠安祿山鎮遏不可。我會認真處理，你們不要擔心。”

一 天寶驚變（5）

楊國忠、韋見素為了削弱安祿山的兵權，又建議將集中在安祿山一人身上的三鎮節度使改由三人分擔，玄宗也未採納。

當楊國忠正在想方設法除掉安祿山時，安祿山也針鋒相對，緊鑼密鼓地調兵遣將，預謀叛變。楊國忠為了蒐集安祿山的罪狀，指使京兆尹李峴（不久便被楊國忠排斥出朝）包圍了安祿山在京的住宅，四處搜求反狀，並逮捕了安祿山的門客李超，送御史臺縊殺。當時楊國忠殺李超並沒有真憑實據，他只是打算用這樣極端的方式來激怒安祿山，期望對方趕緊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見之明，好取信於玄宗。而玄宗對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祿山最喜歡的長子安慶宗當時官封太僕卿，娶宗室女榮陽郡主，住在京師長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祿山要造反，安慶宗在京城為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安慶宗見楊國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將京師的種種情況報告了安祿山。安祿山得知後心中大為恐懼，總覺得楊國忠很快就要對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為楊國忠反複製造“安祿山將要造反”的輿論，於是玄宗在六月、七月兩次手詔安祿山赴京，但安祿山不再上當，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祿山突然上表獻馬3000匹，每匹牽馬伕2人，以蕃將22人護送，車300輛，每輛車伕3人。河南尹達奚珣（後投降安祿山）懷疑其中必有陰謀，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議推遲到冬天再獻馬不遲，並由官府統一配給馬伕，不能用安祿山的馬伕。經達奚珣提醒後，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祿山之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就在這個時候，輔璆琳受安祿山賄賂一事敗露，玄宗也不敢張揚，生怕由此激怒安祿山，只是借其它小錯將輔璆琳處死，但對安祿山竟沒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