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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後座擺著一支卡賓槍。

當我們的車子要過橋之前，聽到彈藥車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後來他們開得愈來愈慢，也不讓我們過去。到了有涵洞的橋上頭，他們就停在那裡，我們就過不去了。我們在距離他們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就看到前面跳下兩個大男人來，我聽到他們說：“肥的！”原來他們看到我們的車子很漂亮，想搶我們。我就跟我的駕駛說：“開遠光燈照著他們。”說完後，我就從後面右手門下來，他從前面左手門下來，他拿著槍，我也拿著槍。因為車子開遠光燈，所以對面的人看不見我們。對方起先有兩個人跳下來，後來又跳下四個人，都是男的。我帶槍時一定先上子彈，但不是為了要警告對面的人，我就喊我駕駛的名字：“徐宏，上子彈！”他拿著卡賓槍，我拿著四五手槍“啪嗒”一聲上膛，犧牲了一顆子彈。他們聽到我們拉槍後說：“小心，他們有槍。”我們兩人就繞到遠光燈的前面，其實我們車子上已經沒有人了，我故意往後指揮，說：“你們在後面看著，我們朝前面走！”讓他們以為車上還有很多人。說完我們兩人就前進，並對他們說：“不準動！”因為我們的燈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駕駛拿著卡賓槍，等於是一支小衝鋒槍，他們也不敢亂動，我就拿著四五手槍繞到那輛彈藥車的駕駛座旁邊，一伸手就把駕駛的識別符號摘下來，我說：“你回去後老老實實地向你自己的部隊長報告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我不提出報告，這個識別符號我會還給你師長的，以後不可以這樣子。”那位師長是週中峰，後來還當過軍團司令、國安局局長，可是他帶部隊實在不行，他的部隊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

民國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陽街，我自己開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車，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輛“國防部”的交通車把我的吉普車逼到人行道上，我聽到、也看到一箇中校階級的軍官對駕駛說：“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駕駛下來揍我，不曉得是什麼意思。結果駕駛就跳下來跑到我的吉普車旁邊，伸手進來，想要揍我。他把手伸進來後，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彎身，把他的手一疊，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邊。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識別符號摘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怪你的，是那個中校指示你的，你向總務處處長報告，我會把識別符號還給總務處處長。”那時候的總務處處長是王雨農。

這點點滴滴加起來，賬都算在“中國國民黨”身上，也難怪民進黨有那麼多機會指責國民黨，實在是有些人做得太過分了，予人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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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義演糾紛

在“一江山事件”之後，有一天我穿著軍裝到空軍總部去接洽事情。那時候我是“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階級是少將。那天總部外面圍了很多人，圍牆上也貼了很多標語，這些標語跟共產黨的差不多。當時我還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就直接到總部裡面去辦事，辦完事情後，聽到廣播器呼叫：“請蔣緯國將軍到大禮堂門口服務處，有你的電話。”我就到服務處接電話。我接起電話說：“我是蔣緯國。”電話那頭就說：“喔！蔣將軍，請你稍等，夫人請你講話。”蔣夫人問我當時人在何處，我說我在空軍總部大禮堂門口旁的服務檯，她問我知不知道大禮堂裡在做什麼事，我說我不知道，她說：“大禮堂正在舉辦‘古今中外服裝義演’，是我與陳香梅兩人聯合主持，特別為‘一江山事件’的遺眷和空軍總部託兒所募捐的。陳香梅現在正在大禮堂裡，有人阻止他們演出，使義演無法開鑼，你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聽說今天來觀賞的使節有很多人受到困擾，特別是東方面孔的外國使節，不論是在空軍總部外面或是裡面，都受到侮辱。你趕快去看一看。”

我掛完電話後就進去大禮堂，看到反對者的宣傳口號是“我們中國人拿中國女孩子的大腿去慰勞美國洋鬼子”，帶頭的則是江海東。江海東當時是軍郵社的總幹事，官拜少將，他帶著兩輛軍友社的廣播車，又動員了退伍的青年軍，從基隆開車到臺北，集結了一大堆人，大概有六七百人聚集在空軍總部門口。我走到大禮堂臺上，看到第一場是貴妃醉酒裝，由當時著名的武旦戴綺霞示範表演。我到後臺一看，擋住戴綺霞不讓她出場的就是江海東本人，穿著少將的軍裝，我聽到他對戴綺霞說：“你今天如果出臺去，以後你就休想在臺灣的市面上混。”我就過去對戴綺霞說：“戴小姐，你上臺好了。”然後我就“砰”地一下用擒拿術把江海東的手扣起來，我問江海東：“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做什麼事情？”他說：“她們拿我們中國女孩子去慰勞美國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