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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也夢見先生回來了。我們今天早晨多擺一雙筷子，看看會不會應驗。”我們說著說著外頭正好有人敲門。我一聽到敲門的聲音，也不管是誰，就一路喊著“爸爸”，並且飛快地跑到門口開門。開啟門一看，果然是父親回來了。

父親一進門，見桌上多擺了一雙筷子，便問我們是否有客人來吃飯，我們異口同聲說這位客人就是父親。父親也覺得奇怪，問我們如何得知他回來，我們便向父親說明三人同做一夢，都夢見父親回來的事情。父親回來時，帶了一籃松花（皮蛋），他就請女傭人去拿兩個來當早餐吃，結果我們等了好久，還不見女傭人將松花拿來，母親便問：“孃姨（上海人對女傭人之尊稱），先生帶回來的皮蛋，你怎麼還不拿來？”那位女傭人就說：“糟糕，都壞掉了，我都給扔掉了。”其實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為壞掉了，還把它扔掉，實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後來我們又搬到上海。在寧波、上海，就是我接觸現代城市教育的時候。

有一次，王世和帶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處綜合性遊樂場，有百貨公司、戲院、電影院（當時只有默片）。我最喜歡的是一種手搖電影，只要丟一個銅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個銅盒，銅板一丟下去，裡面的電燈就亮了，再用手一搖，畫面就一張張連續下去，看起來有連續的動作，這也就是最早期的電影。大世界對面有新世界，隔著一條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連。

我在上海經歷兩件事情，使我深刻體會洋人如何在中國境內造成中國人民的恥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裡有一座法國公園，門口掛了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第二件事是外灘附近有一條大馬路（現在稱為南京路），馬路轉角處有一中國人與英國人相撞，那位中國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國人則拿著手杖打那個中國人。當時父親挽著我在街上走，我一見狀，就想跑過去幫助那位中國人，父親將我一把拉住，並且拖回來。他問我：“你幹嘛！”我說：“我去幫他忙啊！”父親說：“不必，你也幫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後，父親就講道理給我聽。他說：“一個外國人和一箇中國人走在轉角處，誰也沒有看到誰，兩人互相撞了一下，為什麼中國人要倒在地上，為什麼不是那個洋人倒在地上？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所以我們要好好鍛鍊身體，把身體練好才是真的。”此外，父親還講了精武門（霍元甲）的故事給我聽。總之，中國人自己不強大起來，一定會遭受外侮。父親也鼓勵我要好好練功夫，後來我到了蘇州以後，便找了一位老師，正式練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時候，我學會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時也進入一個現代社會，不再是一個鄉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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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瑣憶（5）

（五）定居蘇州

從民國二年到十六年，母親與父親度過最困難的時候。十六年，母親逼著父親娶宋家小姐後，就帶著我到蘇州去。我無意說誰好或是不好，這只是一段革命的實際經過，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民國十六年，我與母親到蘇州後，就在吳家（吳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間房子。很多報章雜誌上說我有兩個義父，一個是戴季陶先生，一個是吳忠信先生。事實上，我都是稱吳忠信先生為吳老伯，我們之間沒有義父義子的關係。也有人說我們住在吳家，這也是不對的，我們是住在吳家的隔壁，在同一條小巷子裡面，房子是並排的，園子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有兩個門，中間還隔著一道牆。

後來我和母親搬到自己蓋的房子———南園，該地位於蘇州南城。我在蘇州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繼續鍛鍊，最有成就的還是那一段時間。我練的是少林拳，老師雖然也教我們太極拳，但是隻是講解一些，並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們打太極拳的招式雖然一樣，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內。事實上，太極拳分成兩路，一路是文太極，一路是武太極，武太極現在已經失傳。我從六十歲以後就開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當年我們學拳的時候，老師就已經叮囑我們，六十歲以後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練功了，如果繼續練功，等到生命結束時是非常痛苦的。我現在已經發現右臂經常疼痛，已經請一位專家幫忙我繼續退火。

（六）隨父親回溪口

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父親下野後又帶著我回到溪口。起先我們住在雪竇寺，跟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吳忠信先生。當時雪竇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虛法師，他是全中國最有名的一位佛學家，是佛教界裡最受大家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