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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用心舔乾淨小鬍子，擦乾嘴巴和杯子，興高采烈，精神抖擻地從隔板後面走出來，腳上那雙薄後跟小牛皮靴發出吱嘎吱嘎的響聲”。可是，在唱詩班唱完“耶穌，上帝的兒子，饒恕我吧”時，“犯人們都匍匐在地，再爬起來，把沒有剃掉的一半頭髮往後一甩，那磨傷他們瘦腿的腳鐐就哐啷發響。”托爾斯泰指出，“這裡所做的一切正是最嚴重的褻瀆，以基督名義所做的一切正是對基督本人的嘲弄。”還有那個主管宗教的高官託波羅夫，他自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騙，但他仍起勁地維護著宗教。特別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雞，宗教就象用來餵雞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討厭，但雞喜歡吃，因此得用腐肉來餵雞。托爾斯泰憤怒地斥責他們：“自己有了知識，看到了光明，卻不把這種知識用到該用的地方，幫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脫離黑暗，反而加強他們的愚昧，使他們永遠處於黑暗之中。”

總之，沙皇專制和官方教會是完全建築在對人民的壓迫和欺騙之上的。他們虐待人，折磨人，審判人，懲辦人，殺害人。無辜的人民遭殃，他們無動於衷，一心要清除他們心目中的危險分子。他們不但不會寬恕他們認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無辜的人。事實上，他們寧可懲罰千百個沒有危險的人，以便除掉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危險分子。這是一種多麼殘酷的統治術《復活》不愧是一部史詩，一部十九世紀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作者在書裡還描寫了一批反對沙皇統治的政治犯、革命家。當然，托爾斯泰並不贊成他們的政治觀點，對他們的理解也有偏頗和侷限之處。這些革命家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民意黨人。應該說，托爾斯泰對他們的描寫是真實的。例如農民出身的革命家納巴托夫在宣傳革命的同時，認為革命成功後人民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革命不應該改變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應該摧毀這座他所熱愛的美麗、堅、固宏偉的古老大廈，只要把裡面的房間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還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瑪爾凱則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彷彿要為自己和祖祖輩輩所受的欺騙進行報復，一有機會總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條”。革命領導人諾伏德伏羅夫是一個心胸狹隘而又十分虛榮的人。同志們對他敬而遠之，心裡並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任何有才能有知識的人，以免妨礙他的自我表現，而西蒙松則是一個反對殺生的素食主義者。

但是，這些革命家畢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專制的戰士，托爾斯泰對他們充滿了崇敬之情。他們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爺太太”，“但他們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犧牲特權、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謝基尼娜十九歲就離開富裕的家庭，參加了革命活動。她被判刑是因為主動承擔向搜查房間的警察開槍的責任，其實槍是別人開的。她從不考慮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慮怎樣幫助別人，為別人出力。托爾斯泰對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殘酷鎮壓深表同情。卡秋莎·瑪絲洛娃精神上的復活，不是透過聶赫留朵夫的幫助，而是由於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響和教育。這一點充分說明，在托爾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貴族叛逆者聶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們也更值得卡秋莎·瑪絲洛娃的信賴和敬愛。

《復活》結尾引用了大量《聖經》章節，這反映托爾斯泰晚年一方面徹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會決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極端苦悶，找不到一條出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從他長期矛盾的宗教觀中尋求慰藉。這是托爾斯泰——十九世紀最複雜的偉人——的大悲劇。但即使有這樣的結尾，也無損於《復活》這部藝術傑作歷久不衰的奪目光輝。

草嬰

第一部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節至第二十二節：“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節：“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節：“……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節：“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一

儘管好幾十萬人聚居在一小塊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儘管他們肆意把石頭砸進地裡，不讓花草樹木生長，儘管他們除盡剛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燒得煙霧騰騰，儘管他們濫伐樹木，驅逐鳥獸，在城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