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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起來，她就大聲地用粗俗的話罵人。有時她會肆意辱罵鄰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時候，她會大聲斥罵政客們，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時她會在頭腦裡反擊那些假想敵，毫無警示地暴烈起來。她經常在夜裡突然喊叫，拳打腳踢，我就得幫助父親按住她，或是努力護住我年幼的弟妹們免受傷害。這樣的危機之後，她經常會重新變回到我們所記得的那個甜美溫柔的母親，給我們儘可能多的愛，照顧幼小的孩子們。但我們都知道這只是暫時的復原。隨著病情惡化，她漸漸不能瞭解我們上學的情況了。

父親為治癒母親竭盡了全力，花錢給她做全國最先進的醫學檢測。

我的外祖母和兩個姨媽都有精神病，我們推測她的病一定也是遺傳的，但是沒有醫生能做出確診。絕望之下，父親轉向了諸如鴉片治療、咒語，甚至是催眠之類的異端偏方。對於這些療法母親從不配合，無論如何，這些方法一無收效。

倒是我們這些孩子們發現那些療法很有意思。看到一個著名的心理醫生對母親實施催眠提示之後，我們就彼此進行自己的催眠試驗。

我們還發明瞭用某種幽默來對待她的病情。“天氣預報如何？”在我們想預見母親在隨後幾小時的情緒時，就彼此這樣發問。為了避免激起新的發作，我們給家裡的每個人都配上了代號：2　號，4　號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寫了個滑稽短劇，劇中，他稱我們家是一個電臺，母親總是在“播音”，她以各種情緒來廣播她的佈道，還有“伴舞”。

父親一直是照亮著這令人悲傷時期的光芒。他優雅堅毅地適應著這一人生變局，在母親的疾病持續的三十三年間，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種情況下，照顧著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　1930　年的那個索非亞卡圖恩，當時他只有　22　歲。直到母親　1982年去世，在他們結婚的五十二年間，他始終對她忠誠不渝，恩愛如初。

雖然父親並不介意在我們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錢，但是他持家簡樸，給我們的零花錢很少。上高中時，由於在吉大港地區的競爭獎學金考試中獲勝，我每月能得到一點津貼，於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錢，但從來就不夠花。我從父親的零錢抽屜裡補足我短缺的部分，這件事父親根本就沒有察覺。除去對書與雜誌的興趣以外，薩拉姆和我還養成了看電影和在外面吃東西的毛病。我們對口味並不講究。我最喜歡“馬鈴薯塊”，就是一塊烤馬鈴薯塞入煎洋蔥，再撒上醋。薩拉姆和我在離家不遠的街拐角處那個簡陋的茶攤上，就著一杯茉莉花茶吃這些東西。

對於這些外出活動，父親從不知情。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號（3）

薩拉姆和我買的第一架照相機是一個簡單的盒式相機，我們走到哪兒都帶著它。我們像專業人員一樣計劃並研究我們的題材：人像，街景，住宅，靜物。我們在攝影方面的同謀是鄰里一個名為“神奇之家攝影室”的照相館主人。他允許我們用他的暗房，將我們的黑白膠捲沖印出來。我們努力想獲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給我們的照片上了色。

窮人的銀行家我對繪畫產生了很大興趣，並跟一個商業畫家學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裡，我把我的畫架、畫布和彩筆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聽到父親回來的動靜時很快就能把它們藏起來。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父親不相信複製人體形象這類的事。家裡一些愛藝術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謀，幫助和鼓勵我。

作為這些癖好的副產品，薩拉姆和我對圖形設計也產生了興趣。

我們還開始集郵，並說服鄰里的一個店主，允許我們在他的店鋪前展示我們的郵票箱。我們經常與兩個叔叔一起去電影院看印度和好萊塢的電影，唱那些當時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會學校比我的小學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學大多是從各地調任來的政府官員的兒子，這個學校提供的是全國最好的教育。但特別吸引我的是童子軍規劃，童子軍隊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學校的男孩子們一起，參加訓練，遊戲，藝術活動，討論，在鄉間徒步旅行，各種各樣的節目和許多的集會。在“掙錢周”裡，我們叫賣貨物，擦皮鞋，在茶攤上作夥計，以募集錢款。除樂趣以外，童子軍活動還教會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境界，並且珍視我的同伴。

我尤其記得　1953　年那次參加巴基斯坦第一屆全國童子軍大會的跨越印度的火車旅行。沿途，我們停下來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