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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是敵我矛盾，目標明確，根據情況可以估計一個大約數字。在國家和黨內“打老虎”，目標和數字都不易搞清楚，採用限定數字的辦法，會使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為了完成任務而硬找物件，為了完成任務，而搞變相的逼供信。這樣就會擴大化，搞出冤、假、錯案。

於是，黃克誠召開省委會研究，決定縣裡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許多錯誤來。縣裡和區、鄉不搞運動，基層就穩定了。基層穩定，大面上就不亂了。“三反”只有上層搞，省委比較容易控制。

陳鈞，省工業廳副廳長。

黃克誠一向認為，陳鈞為人正派，是個好同志，可是，在“三反”運動中，他被告發為貪汙分子，省委決定他離職審查。審查結果證明，告發不實，完全是個冤案，陳鈞雖在查清後，宣告無罪，但一經離職審查，他就難於回原單位工作了。對此，黃克誠深感歉疚。

當時，黃克誠正奉命調離湖南，行前匆匆，沒有顧得上向陳鈞當面賠禮道歉。

三十多年後，在提到此事時，黃克誠曾經自責說：陳鈞不能回原單位工作，完全由於我們失於慎重，行動輕率的過失。我是書記，首先負這責任，理當面見陳鈞，認錯、道歉。此事未辦，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後，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說及：過失在我，希望中組部在給陳鈞分配工作時，照正常調動處理，將弄錯了的所謂貪汙問題，不存檔案，不留痕跡，以免影響到他的將來。

黃克誠就是這樣一個勇於自責的人，一個善於改過的人！1952年8月。

北上的列車上。

黃克誠坐在車窗邊，透過車窗，黃克誠看到鐵道兩旁的田野裡，正翻滾著喜人的麥浪。他那飽經滄桑的臉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裡喃喃地自言自語道：“真是一派豐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黃克誠奉中央調令，離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黃克誠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鄉，從國民黨統治者的手中，接過了這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爛攤子。三年之中，黃克誠兢兢業業，不辭勞苦地工作，穩定物價、湘西剿匪、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業建設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務，都在黃克誠的努力下順利地完成了。

三年裡，湖南的生產事業得到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統計資料表明：湖南省工農業總產值1950年為二十三億多元（按現行人民幣算），1951年即達到二十七億多元，一年就約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農村的大宗經濟作物，如棉花，1950年為一萬一千噸，1951年增加到三萬噸，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點八，農業的增產，搞活了農村，也搞好了城市。

黃克誠在湘三年，把一個百廢待興的爛攤子變成了百業俱興的新局面。

當中央調黃克誠回京工作時，他很有點戀戀不捨。黃克誠到京之後，於10月奉令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副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兼政委。

黃克誠先到總後工作。

那是一個鋪開不久的大攤子。除抗美援朝的戰勤工作仍需繼續進行外，已面對著統一全軍後勤的重擔。每天都有許許多多急待解決的問題潮湧而來，應接不暇。

原來的總後負責人是楊立三同志，他那時最繁重的任務就是戰勤。抗美援朝雖有整個東北地區的支援，總後的任務仍極繁重。

黃克誠到總後時，朝鮮戰爭已近尾聲，但全面組織建設全軍後勤工作的任務己迫在眉睫。黃克誠看到工作那麼忙亂，就和楊立三及其他領導成員研究，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

會上，黃克誠聲音洪亮他說：“我一向認為，領導任何工作，都必須掌握主動，決不能被工作推著走，搞成被動應付的局面。無論事情有多麼雜亂、困難，我們都要把局面迅速開啟，我們應當有這個自信。”隨後，黃克誠就以他那一貫的作風，雷厲風行地展開了總後工作。

在具體工作中，總後有一道難題，就是修建營房的問題。

全國戰爭結束時，數以百萬計的軍隊借住了許多民房，時間長了，群眾有意見，軍隊也不方便。

建設營房成為急務，而實際上卻進展緩慢，麻煩甚多。當時，我們正學習先進經驗，一切建築都要先做設計，批准預算後才能動。在當時，設計是個新事物，得請工程技術人員來做，又沒有一定標準，這就差異甚大，不好平衡。預算要列舉大大小小各項建築材料、裝置、工價等等，很難審查。審查沒有力量，不審又是失職；不批下面要罵，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來好辦的事，弄得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