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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該答覆的總要做出答覆。”

宴會上的交鋒如此，正式會談就更不用說了。

會談的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沒有任何結果。下次再繼續舉行會談，時間和地點由中蘇兩黨另行商定。

鄧小平留給赫魯曉夫的仍然是“這個小個子厲害，不好打交道。”

會談是從7月6日開始的，連續舉行了9次會議。分別由兩個代表團輪流發言，每次1人。7月14日，蘇共違背雙方已經達成的會談期間不釋出會談訊息的協議，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中共的《二十五條》。嚴重破壞了會談氣氛。在此情況下，會談因無法取得進展而提前結束。

7月20日，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嚴正指出：“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經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

1963年7月21日下午，鄧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部到機場迎接鄧小平和代表團的全體同志。當鄧小平走下飛機後，毛澤東上前與他親切握手問候。

據說這是毛澤東親自去機場迎接出訪歸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僅僅兩次中的一次。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這次與蘇聯的鬥爭是滿意和讚賞的。後來，毛澤東還多次在不同場合，表揚鄧小平“對付蘇聯人有一套”。

德國曆史作家烏利·弗蘭茨在其專著《鄧小平傳》中這樣記述了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交鋒與較量：

知道內情的人絕不會驚奇鄧小平實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銳地指責蘇聯。但是，東道國的所有與會者中極少的人以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他們以前從未聽過對強大的蘇聯共產黨的公開批評出自中國人之口，倒是有幾個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魯曉夫信徒風聞過對中國的批評。

鄧把對列寧黨的進攻處理得相當機智。他為自己精心選擇了一個範圍很廣的大會：這裡，在共產黨第二次莫斯科國際會議上他向蘇聯共產黨發動進攻，因為蘇聯共產黨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鄧在他的講話中說，“歷史上還未有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詛咒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去譴責資本主義國家反動派的武裝挑釁。”對這種指責赫魯曉夫無言以答。就在11月20日再次發生邊界衝突時，他才反應過來，稱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於一直懷有和好的願望，鄧委婉地批評了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背叛。他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頌揚”不可原諒。蘇聯共產黨農民出身的固執的領袖像吞一顆苦果似的嚥下了鄧小平尖刻的話語。他一反常態，態度和藹。休息時他也仍像一位礦工樣。為了讓記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長得高大的劉少奇和矮小拄著柺杖的鄧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當中。

從鄧小平總書記之口，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兄弟關係的現狀。經過同毛和政治局的協商，他播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種子。為了讚許這次“功績”，黨的主席12月9日親自到機場迎接歸國的代表團。

鄧作為偉大的“反修主義者”登上了前臺。也是他，1961年1月在北京八屆九中全會上走向麥克風，向大家報告在莫斯科的情況。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絕了和

稀泥的觀點。根據他講話的主旨，中國共產黨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蘇聯共產黨即將召開的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

但是，赫魯曉夫加速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之間的爭論，猛烈攻擊中國兄弟黨，以致於周恩來總理憤而退出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會場，以示抗議。鄧小平此次在北京觀察著事件的過程。令中國人遺憾的是赫魯曉夫在這次黨代會上宣佈了他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霸權地位，讚揚新黨綱是馬列主義的繼續發展：“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想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的人，‘讀讀我們的黨綱吧’！”中國人認為這太狂妄了。他們不受他人約束，為爭取國家的獨立、黨的自主而奮鬥。此時，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號，這並非偶然。

儘管爭執頗多，中國共產黨在1961年還是隻批評了蘇聯共產黨的“個別修正主義錯誤”。中國同志還一直很欣賞北方鄰國的經濟建設大發展。9月，鄧小平在平壤參加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讚揚蘇聯的經濟建設是“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