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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週刊》特派記者。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學院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兩次獲聖文森特新聞獎。她還是《紐約時報》、《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國報刊和歐、亞、南美等地報刊的撰稿人。她以善於抓住關鍵時機採訪風雲人物著稱。哪裡有熱點，哪裡就有她的蹤跡，曾先後採訪過數十位著名活動家。提問尖銳，言辭潑辣，善於觸及敏感問題，是這個義大利女記者的一貫風格。而法拉奇的報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貫的風格，她習慣於錄下全部的採訪問答，然後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發表。如果她針對某個問題要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見，她就在文前單獨寫上，與採訪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觀當然不可能，但照實發表採訪問答，讓讀者自己去分析思考，總比斷章取義的改寫要強得多。

因為法拉奇這樣的採訪和寫作風格，許多著名政治活動家在接受她採訪時，都曾被她問得狼狽不堪。就連能言善辯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嘆息地說：“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節，縱是凌雲亦虛心。”或許這正是鄧小平內心渴望的一種對自己智慧進行挑戰的對手。既然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就應該再找一個最難對付的“考官”，難上加難，看誰能難過誰？

所以，鄧小平選擇了法拉奇。或許不是因為她的名氣。

□第一輪“考試”：面對法拉奇連珠炮式的提問，鄧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鄧小平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在1980年的8月間，先後談了兩次。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法拉奇兩進中南海。

對這樣的角逐，鄧小平已經是成竹在胸。

“考試”開始了。氣氛從一開始就不輕鬆。法拉奇第一句話就單刀直入直奔主題，觸及到了20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靜悄悄的行動。

“考官”發問了：“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從容自若，回答得非常乾脆：“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問是非常巧妙的，這簡簡單單的提問決不只是關心一幅畫像的保留問題。這樣的提問真正的意圖就是在含蓄地“逼問”怎麼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個大問題。

對此，鄧小平看得一清二楚。從不繞山繞水的他索性開門見山，主動地把對方迂迴的問題，自己先給出一個十分明確的答覆。

鄧小平接著說：“儘管毛澤東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鄧小平的回答讓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許沒有想到她苦苦尋求準備用迂迴戰術“挖”出的難題，鄧小平主動地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鄧小平的膽識和氣魄。於是，法拉奇馬上又把問題更加尖銳起來，直接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上。

“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都是五個手指。”法拉奇設定問題的能力確實不同凡響。

顯然，這也正是西方觀察家們把毛澤東的錯誤，與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混為一談了。而這也恰恰正是鄧小平需要向整個世界釋出的。

鄧小平明確地說：“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接著，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功績與錯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回顧。

鄧小平說：“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鄧小平一邊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