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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一個小時對您是有趣的。”68歲的華萊士，說起話來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風格。

“我這個人講話比較隨便。因為我講的都是我願意說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在我們國內提倡少講空話。”鄧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質樸，又平易近人。

“您有沒有接受過一對一的電視採訪？”華萊士又問。

鄧小平說：“電視記者還沒有，與外國記者談得比較長的是義大利的法拉奇。”

華萊士馬上說：“我讀了那篇談話，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問了您不少很難答的問題。”

鄧小平稍稍停頓了一下說：“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給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個很不容易對付的人。基辛格告訴我，他被她剋了一頓。”

“是的。我採訪過法拉奇，但我也問了一些她很難答的問題。”華萊士的話除了有一絲同行相輕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鄧小平，他的採訪也不是那麼好對付的呢？

採訪就在這樣親切的娓娓交談之中展開了。

華萊士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中蘇關係問題的。

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大城市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就蘇聯的亞洲政策和中蘇關係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戈爾巴喬夫表示願意與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改善關係。在中蘇關係上，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關於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問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蘇中邊界能成為和平與友好的地區。蘇聯願意依照中國的意見談判以黑龍江主航道為界劃分中蘇邊界的正式走向；蘇聯正同蒙古領導人一起研究關於相當大一部分蘇軍撤出蒙古的問題；1989年底以前蘇聯將從阿富汗撤回6個團8000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國的現代化目標等等。當時，戈爾巴喬夫的這個講話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動，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國，看一看中國領導人是一個什麼回應。其實戈爾巴喬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蘇關係的這個“球”踢給中國，以解脫其在國際和外交上的被動。鄧小平冷靜觀察之後，中國方面簡單明瞭地就此事作了一個評價式的反應———“有新意，將仔細研究”。

顯然，這次華萊士開門見山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是希望鄧小平代表中國做出一個正式答覆。他問鄧小平：“您對戈爾巴喬夫最近在海參崴的講話有什麼看法？”

看樣子，華萊士的提問確實是經過觀察思考和研究的。

處變不驚的鄧小平，一邊抽菸一邊說：“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有點新東西，所以我們對他的新的帶積極性的東西表示了謹慎的歡迎。但戈爾巴喬夫講話也表明，他的步子邁得並不大。在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後不久，蘇聯外交部官員也講了一篇話，調子同戈爾巴喬夫的不一樣。這就說明，蘇聯對中國政策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觀察。”

鄧小平確實是政治高手。他絕沒有那種政客譁眾取寵的外交辭令。他始終是冷靜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

華萊士接著問道：“您以前有沒有見過戈爾巴喬夫？”

“沒有。”

“您是否想見見他？因為他說過，他願意同你們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談任何問題。您願意同他進行最高階會晤嗎？”

“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特別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面。”

談到這裡，華萊士突然轉開話題，問道：“越南人今天發表講話，表示願意和中國談判，以便結束中越之間的困難局面。”

華萊士將話題一轉移，一下子急壞了在電視監視器前“督戰”的節目製作人。他站起來，皺起了眉頭，認為華萊士應該接過鄧小平的話追問對方準備怎麼與戈爾巴喬夫見面、在什麼地方見面。但又不好中斷採訪，只能看華萊士的發揮了。

鄧小平說：“越南這種表示至少有100次了。我們也明確告訴他們，前提是越南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問題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決。”

“所以，就您和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階會晤來說，球在戈爾巴喬夫一邊。”華萊士說。

鄧小平進一步說：“要越南從柬埔寨全部撤軍。對這個問題，蘇聯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因為如果蘇聯不幫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講話一直迴避這個問題。所以我說，蘇聯在消除中蘇關係三大障礙上邁的步子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