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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和實踐。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間,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監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間斷以外,幾乎每一期的《印度輿論》都有我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我所記得的,沒有一個字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沒有故意誇大,或專門討好的東西。誠然,這個刊物已成為我鍛鍊自制的好園地,對於朋友們來說,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觸的一個媒介。
愛好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在裡面也找不到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事實上《印度輿論》的論調已迫使批評家們不得不抑制其筆鋒。如果沒有《印度輿論》,非暴力抵抗運動說不定就發動不起來。讀者希望從這個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可靠情況,也想從那裡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實情況。對我來說,這是我研究人類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種手段,因為我一直想要在編者和讀者之間建立一種親密而正當的關係。我經常沉浸在讀者許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於寫信人的性情不同,來信有的是親切的關懷,有的是嚴正的批評,也有的是痛詆。研究、消化和答覆所有這些信件,對我是一種很好的教育。透過這些信件,我彷彿聽見了僑團的聲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也因為我透過這個刊物抓住了僑團,使未來的運動能夠見諸實行,而且具有那麼尊嚴和無可抗拒的氣概。
《印度輿論》出版的頭一個月內,我便認識到新聞事業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服務。新聞報紙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廬和莊稼蕩然摧毀一樣,一支不加控制的筆也能起毀壞作用。如果控制是來自外界的,那比沒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內在的監督,才能有益。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麼世界上有多少報刊經得起這種考驗?然而誰能制止那些沒有用處的報刊呢?而且誰來當裁判?有用的和無用的必須象好的和壞的一樣並存,人們必須自己來選擇。
第十四章 苦力區還是“隔度”?
有一些對於我們的社會具有最大貢獻而被我們這些印度教徒認為“不可接觸者”的階級,都被趕到遠遠的一個城鎮或鄉村去住,這種地方古遮拉特話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歐洲,猶太人也曾一度被當作“不可接觸者”,而劃給他們住的地區也有一個討厭的名稱,叫做“隔度”(ghettoes)。同樣地,今天我們也成為南非的不可接觸者了。為了我們的復興,安德祿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經作過多大的犧牲,以後就會明白了。
古時候的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以別於其他一切民族,結果呢,弄得他們的後代遭受了一個奇異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報復。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樣的情況自認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當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觸者,結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種奇異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譴,就連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樣的歧視,因為他們同屬於一個國家,同他們的印度教弟兄有著同樣的膚色。
讀者現在多少可以明白這一章的題目是什麼意思了吧。我們在南非得了一個臭名聲,叫做“苦力”。“苦力”這個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僱工說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義,就象我們所指的不可接觸者的意思一樣,而劃給“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區”。約翰內斯堡就有這樣一個地區,但是和別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擁有租佃權的情況不同,在約翰內斯堡的這個地區內,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這個地區內,人口擁擠不堪,可是這個地區的面積並沒有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擴大。除了馬馬虎虎地打掃廁所以外,市政當局簡直沒有在這個地區做什麼衛生工作,修築道路和供應燈光的事情就更談不上了。市政當局對於居民的福利既然抱著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自然,難於指望它來關心這個地區的公共衛生。而沒有市政當局的幫助和監督,人們對市政衛生的規則也就不那麼注意了。如果住在那裡的人全都具有魯濱遜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樣了。然而我們並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過魯濱遜的移民區。一般說來,人們出國是為了尋求財富和貿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無知的、貧苦的農民,他們需要給予一切關懷和保護。跟隨他們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為數甚少。
市政當局這種罪惡的漠視和印度居民的無知,湊合起來就使得這個地區極不衛生。市政當局不但不改進這種情況,反而還以他們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骯髒作藉口來取消這個地區,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從地方的立法當局那裡取得驅逐居民的權力。這就是我在約翰內斯堡定居下來時的情況。
印度人既然在這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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