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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被迫進行了可以說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說過，我們的名單一被批准便有一個軍官被任命來負責我們的訓練事宜。我們都有一種共同的印象，即這個指揮官之作為我們的首長只是就技術事務而言，就其他事務來說，我算是這個隊的隊長，也就是說，我直接負責內部紀律的事務，這個指揮官要處理隊裡的問題，就得透過我進行。可是這個軍官從一開始便打破了我們這種想法。

索羅布吉·阿達加尼亞先生是一個機靈的人，他警告我說：“要留心這個人，他象是存心要來當我們的太上皇，我們可別聽他的。我們準備把他當作一個導師，但是他所派來指導我們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為是我們的上司似的。”

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學的學生，他們是來訓練我們的，是這個指揮官派來當我們的小隊長的。

我並不是看不出這個指揮官的強暴來，不過我勸索羅布吉不要著急，並設法使他平靜。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這些傢伙會用假話欺騙你的，到了你最後看清楚的時候，你就會叫我們進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難過了，而且還要叫我們同你一起難過。”他笑著說道。

“你既然與我同甘共苦，那麼除了難過以外，你還能指望什麼呢？”我說道。“一個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負的。就讓那個指揮官欺負我們吧，我不是告訴過你無數次欺人者終歸是自欺嗎？”

索羅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繼續受人欺負吧。總有一天你會死於非暴力抵抗的，背後還拖著象我這樣的可憐人。”

這些話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彌麗·賀布豪斯小姐寫給我的一封關於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為了真理而走上絞刑架，我是不會感覺奇怪的。願上帝指示你正確的道路並保護你。”

同索羅布吉談這一席話是在那個指揮官奉命到我們隊裡不久的事情。不到幾天我們同他的關係便到了爆發點。我絕食十四天以後，體力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我剛參加部隊的時候，我常常要從家裡走兩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點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體很虛弱。在這種情況下我還得參加週末露營。別人都留下了，我卻回家，這就發生了非暴力抵抗。

這個指揮官開始執行他的權威，多少有些過於隨意。他叫我們清楚地瞭解，在所有的問題上，不管是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都是歸他負責，同時給我們嘗一嘗他的權威。索羅布吉急忙來找我，他完全沒有思想準備要來忍受這樣粗暴的做法。他說：“我們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透過你發下來，我們還在訓練營裡，就給我們下了這許多沒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來指揮我們的青年和我們之間有著許多令人厭惡的差別。我們必須把這一點同指揮官講清楚，否則我們就呆不下去了。參加我們救護隊的印度學生和其他人都不願意服從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們放棄他們為了自尊而從事的事業，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揮官，陳述我所聽到的意見，提請他注意。他寫了一個條子叫我把意見都用書面寫給他，同時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見的人，提意見的正當程式是透過業已任命的小隊長，他們會透過指導員告訴我的”。

對於這一點我答覆說，我並不要求什麼權力，就軍事意義上說，我和別的任何人沒有什麼區別，不過我曾經認為，作為志願隊的主席，我應當被允許非正式地充當他們的代表。我還把人們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難和要求向他陳述，即任命小隊長而不照顧他們的情緒所引起的不滿；這些小隊長應即召回，並請救護隊自己選舉小隊長，然後提請指揮官批准。

這並沒有說動那個指揮官，他說小隊長要由選舉產生是不合軍紀的，撤銷業已下達的任命尤為一切法紀所不容。

於是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進行抵制，我把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嚴重後果告訴大家，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投票贊成這個決議，即除非撤銷業已任命的小隊長，並給救護隊隊員機會選舉他們自己的隊長，大家就將被迫停止軍事訓練和週末露營。

然後我寫了一封信給指揮官，告訴他，他拒絕我的建議的回信令人多麼失望。我向他保證，我並不追求什麼權力，我熱切希望的是做事。我還舉了先前的例子給他。我指出，波耳戰爭期間，我在南非印度救護隊裡雖然並沒有官銜，葛爾威上校和救護隊之間從來沒有過什麼不團結的事，上校要採取什麼措施，總是先徵求我的意見，以便弄清楚隊裡的願望。我還把頭天晚上所透過的決議附給他。

這對那個指揮官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