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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賈戈帕拉查裡離開沙列姆到馬德拉斯來當律師還不久，他是應已故喀斯柱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請而來的，也是為了便於更積極的參加公眾生活。我們在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同他住了兩三天以後，我才發現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所住的那棟洋房是喀斯柱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們是艾揚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訶德夫·德賽糾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賈戈帕拉查裡搞得很熟，而拉賈戈帕拉查裡因為怕難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訶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對我說：“你應當培植這個人。”

我於是照他的意見去做。我們天天在一起討論鬥爭的計劃，但是除了舉行公眾集會之外，我想不出什麼其他的步驟。如果勞萊特法案終於被透過而成為法律，我也不曉得怎麼進行文明的不服從來加以反對。人們要不服從它，總得政府先給人們以不服從的機會。如果沒有這種機會，我們能不能對其他的法律進行文明的不服從呢？如果可以的話，界限又在哪裡？

這些和其他一大堆類似的問題就是我們討論的主要題目。

喀斯柱立·蘭格·艾揚伽召集了一個小小的指導人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維加耶羅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議我起草一份明確的非暴力抵抗科學的說明，甚至寫上詳細的細節。我覺得這個任務遠非我的能力所能勝任，我毫無保留地向他承認這一點。

我們正在這樣躇躊不決的時候，便得到訊息說勞萊特法案已公佈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為這件事思索，不知不覺地睡著了。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時稍微早一點。當我還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間的朦朧狀態時，忽然心裡有了一個主意，彷彿做夢似的。早上我便把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拉賈戈帕拉查裡。

“昨夜我在夢裡得到一個主意，那就是號召全國舉行總罷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種自我純潔的過程，而我們的鬥爭又是一個神聖的鬥爭，所以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個自我純潔的行動，似乎是很恰當的。讓印度的全體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當作絕食和祈禱的日子。穆斯林的絕食不能超過一天，所以絕食的時間不超過二十四小時。各省是否都會響應我們這個號召還很難說，不過我覺得孟買、馬德拉斯、比哈爾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這幾個省份很好地進行總罷市，我想我們也應當感到滿意了。”

拉賈戈帕拉查裡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見。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後，也無不表示歡迎。我起草了一份簡短的呼籲書，總罷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後來又改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緊急的通知。由於這事情馬上就得辦，所以不能及早發出通知。

然而誰能知道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從東到西，從城市到農村，到那一天進行了總罷市，真是驚人而壯觀的一幕。

第三十一章　難忘的一週！（上）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後到達孟買。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爾·班克先生的一封電報，叫我趕到那裡去參加4月6日的慶典。

但是在同時，德里已於3月30日舉行了罷市。當時還健在的史華密·史羅曇納吉和哈欽·阿茲瑪爾汗·薩希布的話在那裡就算是法律。關於總罷市延期至4月6日舉行的電報到達時過遲了。德里過去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的總罷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得就象一個人一樣。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應邀到朱姆瑪大寺去作演講。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當局所能容忍的。總罷市的遊行隊伍向火車站行進的時候被警察堵住了，他們還向遊行群眾開槍，死傷很多人，而且在德里開始了鎮壓統治。史羅曇納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電說，等4月6日孟買的慶典過後，便立刻動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發生的事，在拉合爾和阿姆裡察也都大同小異地重演著。沙提亞巴爾博士和克其魯博士從阿姆裡察給我發來了緊急的邀請，叫我到那裡去。當時我同他們還互不相識，但是我通知他們說，等我到德里辦完事以後便去阿姆裡察。

6日那天早晨，孟買成千上萬的市民擠到喬巴蒂海邊去沐浴，然後結隊遊行到塔庫德華。遊行的隊伍裡有少數婦女和兒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參加。同行的幾個穆斯林朋友把我們參加隊伍的人從塔庫德華帶到附近的一個伊斯蘭教堂裡去，並說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講。維塔爾達斯·捷羅嘉尼先生建議我們當時就地叫人們舉行服用國貨和印—穆團結的宣誓，但是我不贊成這個建議，理由是：宣誓不應草率從事，而且我們應當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