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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不是出於愛國，他就不會堅持要戴印度頭巾；他那麼輕蔑地提到招待員正好說明他的狹隘。印度契約工人包括三個階層的人，即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後者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約工人的兒女。就是在1893年的時候，他們的人數就已經很多了。他們穿英國服裝，多數靠在旅館裡充當招待員為生。阿布杜拉批評英國式的帽子，指的就是這些人的服裝。在旅館裡當招待員，被認為是一種不體面的事。時至今日，有這種想法的人還很多呢。

大體說來，阿布杜拉賽的話我是贊成的。我給報館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為我在法庭裡戴印度頭巾辯解。這問題在報紙上引起了很多爭認，我則被描寫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來客”。這樣一來，我到那裡不過幾天，這件事便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廣告。有的人支援我，也有人嚴厲批評我的冒昧。

事實上在我旅居南非期間，我差不多一直戴著印度頭巾。

我在南非什麼時候和為什麼根本不戴頭飾，以後再談吧。

第八章　赴比勒托里亞途中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爾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觸。法院的譯員保羅先生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我認識了他，還認識了當時在新教會倡辦的學校裡教書的已故的蘇班·戈夫萊先生，他是1924年訪問過印度的南非代表團團員詹姆斯·戈夫萊先生的父親。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還結識了已故已希·羅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這幾位朋友，當時除了做生意以外，從無往來，後來卻有了密切的交往。關於他們的情況，以後還要談到。

當我正在這樣擴大我的交遊範圍的時候，這家商行接到了他們的律師的一封信，說是應該準備好打一場官司，還說阿布杜拉賽應當親自到比勒托里亞，或者派一個代表到那裡去。

阿布杜拉賽把這封信拿給我看，還問我願不願意上比勒托里亞去。我說：“只有等我從你那裡弄清楚了這件案子，我才好說話。現在我還不明白到那裡去我應該做什麼。”他便叫他的幾個職員向我說明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開始研究這件案子，便感到對於這個問題需要從頭學起。我逗留在贊稷巴的那幾天，曾到法庭去見識見識那裡的工作。有一個波希律師正在考查一個證人，問他賬本子裡的許多貸方和借方的問題，我卻一點也不懂。我在學校裡唸書和留學英國的時候，都沒有學過簿記。而我到南非來所要處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關賬目的問題。只有懂得賬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說明當中的問題。那個職員滔滔不絕地談論這個借方和那個貸方，我卻覺得越來越糊塗。我不懂P。Noto是什麼意思，字典裡也查不到這個字，只好求教於那個職員，才知道P。Note原來是期票。我買了一本有關簿記的書，加以研究。這倒給了我一些信心。我終於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賽本來不會記賬，可是他有很多實際知識可以很快地解決簿記中的複雜問題。我告訴他們，我已準備好上比勒托里亞去。

“你打算住在哪裡？”他問道。

“隨便你怎麼安排都行。”我說道。

“那麼我就寫信給我們的律師，他會為你安排住處。我還可以寫幾封信給那裡的彌曼朋友，不過我勸你不要和他們住在一起。我們的對手在比勒托里亞有很大的勢力。要是他們當中有人設法看到了我們的私人通訊，對我們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們混熟了，對我們越有利。”

“你的律師叫我住哪裡，我就住哪裡，要不然我就找一個單獨的住處，請你放心吧。誰也不會知道我們中間的秘密的。但是我卻想結識我們的對手，和他們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試試在法庭以外解決這個案子。不管怎麼說，鐵布賽總歸是你的親戚”。

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賽本來是阿布杜拉賽的近親。

提到有可能解決這個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賽感到有點意外。然而我到杜爾班已經六、七天了，現在我們算是彼此有些瞭解了。我已經不再是一隻“白象”了。所以他說：

“那……好吧。能夠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我們都是親戚，彼此都很清楚。鐵布賽不是一個隨便就能答應和解的人。只要我們這方面有一點點粗心大意，他就會鑽盡我們所有的空子，把我們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麼舉動，請三思而後行。”

“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必操心。”我說。“我不需要和鐵布賽談什麼，也不需要和別的任何人談起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議來一個諒解，免得引起一場不必要的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