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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衝府能出兵1000人，那麼634府在短時間內徵集兵員50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遊牧民族為突厥，其名號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於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為整個語系內諸民族的通稱。但在公元630年，唐將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為“天可汗”。回紇為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吐蕃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親。只有高麗不服唐帝國的節制而長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為唐軍佔領。

唐中央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尚談不上內閣制，只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絡稱之為第二帝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漢朝的徵辟，至此不用。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製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採行，只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為定規。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因著準備考試的讀物標準化，雕版印刷出現於公元600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只是如此一來，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團有18，805個建制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牘之士與軍官一併計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當日中國全人口可能為5000萬。

初唐的擴充套件也及於中國的內部（照現有疆域稱）。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國之一部活力。隋朝在歷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於婦女與幼童。有時數百英里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而另築城於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於華北平原。這種不體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他所經營的水道交通網稗益於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國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為國際通商的港口。中國人之開拓臺灣則始於7世紀。

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東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馳道寬500尺。當日本於8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效於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採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稱為中國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歷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地稱為天可汗。當中國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恆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國的都城有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即曾居留達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自室內的佈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色彩。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麼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離中土16年之後由印度回國，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親予接見。當日龍顏大悅，御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將梵文經典657件譯為華文。創業之主李淵則於624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另外一種法令於638年准許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傳播。至於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為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裡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地說，這理想的國家因為領導集團的逐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