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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地理上更為適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後，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由於繪圖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遊客有他大肆誇張的性格）。

只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歷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只替一個龐大的，並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此和以後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國之商業並不能產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只有這種性格才能產生新的管制方式）。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標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佔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處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標準，只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適。它是一種被動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種籌謀協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為國家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紐帶。

數字管理還沒成熟

現有的書籍每說到宋朝，總離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國家收入總數為15000萬，每一單位代表銅錢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貨志》會計部分，但文內並未提到此統計之性質。然而根據當日折換率，以上總值黃金1500萬兩至1800萬兩之間，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黃金一兩計算，則上數相當於美金60億至70億。當時全世界沒有其他場所，國富曾如此大數量地流通。

雖說沒有確鑿的證據使我們對上述數字提出質問，我們也知道當時謊報數字和實際上通貨膨脹都曾前後發生。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宋代的經理者面臨著一種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當中足使情況混淆上下脫節的原因甚多，有時候，有些倉庫儲藏逾量而其他地區則短缺。在宋朝的財政報告裡，穀米之石，銅錢之緡，絹帛之疋認作可以互相交換。實際上物品的價格則各地懸殊，有時同一地尚因時間與季節而有不同。官方的歷史即承認，所有兌換率通常由抽稅人片面斷定，致使“民無所訴”。當包稅者與抽稅人相持不下時，也不能斷定稅收應各依每處的預定數量或者根據實情而伸縮。有些抽稅人本身也將款項分配開支。有時候應收數與實際已接收解庫的名目混淆，遺失漂沒免除的錢物也不除帳。在複式簿記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現於西方，只是沒有宋朝如此駭人聽聞罷了。

因為上層的壓力，以少報多乃是一般現象。同樣的情形，軍隊各單位也虛報人數以便獲得更多的糧餉，他們明知道發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虛報。這一單位如此，另一單位也一樣，否則只好吃虧。本千年的初葉，宋軍總數即超過百萬，朝廷屢次派員查“冗兵”，卻都沒有明顯的效果。

宋朝軍隊起先還經過甄選，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餉還依據身長而有不同。那年之後這標準即被放棄，募兵入伍已無選擇性，軍隊分為三級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還照樣保持。有時候募兵給安家費，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難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軍費膨脹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能戰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來犯前夕，宋之軍士甚至須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軍隊的情形也是國家財政的反映，而後者也應當與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協調。宋朝制度，雖說沒有存心如此，卻違反了這組織上的基本原則。它主要的問題乃是一方面有農民之納稅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農民的兵士，經它招募，兩者之間的距離務須縮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稱出自“商業之來源”——主要為食鹽、茶葉、香料、鉀鹼、酵母、酒醋（生絲列入土地稅之內，有時代替貨幣），其實仍是農產品及鄉間工業的產物。而中央集權的管制，並沒有縮短上述距離，相反的，它延長了兩者間的距離，並且由於官僚主義之濫用職權，使得關係更為惡化。

少數民族的軍事優勢

一般人之瞭解：宋之強敵藉著半遊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駕於農夫之上的優勢。然而較少為人注意的則是，華北一落入他們的掌握，他們也向境內漢人全面徵兵。遼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幹魯朵”（宮）之下，如此一來每一部落，即宮衛及優秀部隊都有漢人人力充實作數，以支援契丹之兵員。金則將因世襲而參與軍事之女真人雜居在漢人戶口之內。各地居民自50戶至300戶編成一“謀克”，8至10個謀克構成一個“猛安”（實際戶數編法各地大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