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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性格抑是中國人之性格。

春秋與戰國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個廣大的疆域內作為多數農業小國家的宗主，實際上保持著發號施令的力量，不過約250年。最初的世紀內，新耕地不斷開拓，“蠻夷戎狄”逐漸自漁獵生活改為耕耘，周朝責成他們進貢，朝廷對各種爭端的仲裁也頗有力量。只是在公元前8世紀或甚至還要早時，以上種種積極因素逐漸失效。公元前771年，國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毀滅，國王被殺。王子東遷，以後的周朝在歷史上稱為東周，從此政治上長期衰退，直到周的領域全被秦國吞併，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國。

傳統上東周又被分為兩個階段。可是兩段之間，並不銜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為“春秋時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為“戰國時代”。如此稱呼，純系根據兩部歷史書籍而來。《春秋》是魯國的史書，以春去秋來的方式記載前一階段的重要事蹟。《戰國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敘述秦統一之前約182年各國間的軍事與外交，兩書各有獨到精采之處。

在這兩階段間，中國社會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衍進了好幾世紀才成定局。周朝的組織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維持一成不變的關係，可是人口激增之後，環境更變，這種安排已無法維持。原來各國間的無人地帶，此時已不存在，各國當面接觸之後衝突時起。外交問題，也影響到內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盤繼持他的軍事實力，喪失了這領域之後，對諸侯的仲裁也鮮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則是各國的進貢也告終止。

可是全部經過，並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顯然的，社會的流動性起先使貴族間的等級不容易保持，繼之則連貴族與平民間的界限也被衝破。生產增加，銅錢開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東周末葉，以平民出身的學者也周遊列國，說辯於諸侯之間，而尤其是進入戰國這一段歷史上號稱“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政治哲學興起，既富有內容，又多品目，茲後2000年的中國歷史中再也無此精到之處。所謂百家爭鳴的百家，實際不過約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道家對世俗的權威無好感，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們崇信宇宙間的一元組織，願意迴歸到原始的簡樸，抵抗各種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為威迫或是利誘。所以道家有支援泛神主義、抒情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向。這些思潮對當日政治之狂瀾不能挽救，只能使明達的人退而為隱士。以後道家以一種“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勵藝術家和詩人。他們主張的極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農民造反的場臺裡賦予大眾性的意識，成為他們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歐洲18世紀實證主義（positivist）的法理學家很相像。他們認為法律表彰著統治者的意志，不受習慣的羈絆，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約束。但是中國的法家在整個社會需要團結與凝固的時候展開，因此不免留下了極壞的印象。通常他們支援獨裁者，以賞罰為不二要義，而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則不外軍法和戒嚴法。

我們該如何說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亂？我們該如何解釋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勸說所有的王侯與政治家要具有惻隱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樣的慈悲為懷，另一方面卻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純正，　便不怕手段不純正，以致施行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現實主義，弄到焚書坑儒，而這些事蹟都發生於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統一全國

如果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統一全國。隨著青銅時代的終止，全國立即展開政治的統一，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在此後千百年間樹立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傳統。

傳說周武王渡黃河滅商的時候，有800個商的附庸，參加他的征伐。雖說我們無從證明每一個都是一個部落國家，只以數目之眾，即表示當日自主之單位為數必多。在春秋時代，紀錄留下了170個國家的名目。當諸侯互相吞併的時候，其中之一——楚，就獨自吞併了百餘國中之40個。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個可以在地圖上畫出，其中也只有7國可以實際算數。這樣的兼併不斷的繼續下去，一直髮展到周之封建所劃分的各國疆域全部作廢，最後，所有土地歸一人管轄，治下延伸到東亞大陸的一大部分。

在東周的550年內，戰爭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春秋時代軍隊人數少，戰鬥不出一日，交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