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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週，此外再未履足於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親自作全盤謀劃。他決定用兵的戰鬥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親定賞罰。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10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後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50萬人為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尋接近敵方，並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500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俗情形是兩軍迎戰，爭鬥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國方面之死傷率達60％一70％，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14萬馬匹出塞，不到3萬南歸。武帝長久的御宇期間，前後執行這樣的戰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並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

政府徵發與農民生計

全部戰費為數幾何？司馬遷略稱內地輸送64石的糧食只有1石運達前方的說法，雖然不能在事實上認作確切無訛，但他這句話至少暴露後勤問題的艱鉅。並且武帝之戰略在於鞏固邊防，當敵方威脅既除，便大規模移民實邊，因之耗費更多。很多籌款的辦法因而產生，包括向商人抽資產稅，抽舟車許可證稅，以贖鍰代刑罰，政府專利於鹽、酒及鐵，又直接參與經商。這種種徵發，以及戰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權之趨勢有進無退。以下尚待說明，皇帝親自與聞軍政，與漢朝宮廷之政治有極大的關係。

漢武帝是否因他的軍事行動而折斷了帝國的脊椎骨？歷史證據不容我作這樣簡單的結論。即在匈奴戰事最高潮之際，中國境內的繁榮並未受影響。此中矛盾也給關心中國歷史之人士一個機緣檢討一個具有恆久性的問題：從紀錄著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其中情形以戰國時代魏國之李悝所敘最為剴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紀作《漢書》時，猶覺得這故事中有關稅收及財政一節在當日仍息息相關。他所說李悝的計算，有如下述：

一個農夫，帶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畝。每畝出粟一石半。全年收穫為一百五十石。土地稅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糧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錢三十文，剩餘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舉辦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為家室用度的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應費三百文，五口共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與喪葬之費不計，而因軍事動員之額外賦稅又不計。

李俚補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糶穀物。當糧食在市場剩餘時由官方收購，不足則官方拋售。在武帝時代此項政策由治粟都尉領大農（糧食部長兼代財政部長）桑弘羊主持。桑從商人出身，在此時兼替公家牟利，以籌措一部分收入，補足軍費。這辦法一經他起用，以後在很多的朝代裡，還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計算成為中國專制時代的一般準則，與長城同樣恆久不滅。其數目字可以因時期而不同，但是這公式與原則即罄歷史家記憶也莫不如此。在這種政策下，農民總是被迫去開發生田，一到耕地經營成熟，總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產。所以中國農民雖不受莊園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農戶也是自耕農身份，也算得是一個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於本地市場之窄狹，他們也經常受高利貸及各種盤剝之苦。當政府收購或出賣糧食時，其業務非一班文學之士的官僚所能勝任，也缺乏適當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式之圓滿。簡而言之，政府經商涉及變動的數字，而農業之管制方式，則視一切為定型。此中之缺乏協調，經常不斷地在中國歷史中產生悲劇。當中得注意的是，以後有些朝代企圖部分地使其財政商業化時，總遇到強烈的反抗，沒有一次能有長久及圓滿的結果。以漢代來說，桑弘羊即死於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規劃無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權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國之官僚對於佃農之出現不得不重視。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取糧食及人力為準則。大凡地主一出現總有威脅這稅收基層之趨勢。以上述例子看來，小自耕農亦無力再供應一個地主。只是中國的作法通常忽視這全般情勢，仍受中央集權的影響。他們倡導小自耕農而不滿於地主，已半將他們自己管制的方便，混雜在人道的立場內。固然，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在經濟思想上不能算是圓滿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