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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米麥及稷黍。婦女以蠶桑為常業。儘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產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20世紀內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跡象仍極普遍。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詔令，提到水旱災荒。窮困之家不免將家人出賣為奴。多數奴隸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隨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約50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並注有年份，相當於公元4年。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於公元前2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事實上，中國在公元73年和89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凌加壓力於遊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有些歷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歷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對後漢財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只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公元前139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雖說這目的並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歷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1000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裡的綠洲國家心嚮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衝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裡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25000人，有次竟號稱7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從長期的歷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跡長期在歷史上留駐。由於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於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儘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週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歷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於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於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穀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援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產權徹底明確的劃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援，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瞭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