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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所指的廣告”，希特勒說——據格萊納說，“宣傳，只要人們還相信這種胡說有用，就要宣傳。”這種概念令他激動。他說宣傳可把懷疑者變成篤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將最荒謬的東西，例如保證使窗戶打不破的膏藥賣出去。

“宣傳，只需要宣傳。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1911年剩餘的時間裡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穩重些了。他不再長時間地與人進行無謂的爭論，而是花更多的時間去作畫，作品的質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畫《維也納明諾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畫得非常精確，簡直可說是照片。從技巧上說，他的畫可說是出自於職業畫家之手——這是令人驚奇的，因為他是個未經正式繪畫訓練的年輕人。畫建築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畫人物，他卻不行了。畫中若有人物，這些人物肯定畫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畫的許多畫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藝術性。從畫中可看出，他有作畫的能力，卻缺乏專業訓練。總而言之，希特勒更是個技師，不是藝術家；更是個建築師，不是畫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鉛筆作畫，水彩畫也畫得不錯，油畫畫得更好。

他穩步地工作著，所畫的畫透過雅各布·阿爾登伯格和其他畫商銷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噓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們常常聚集在他房內讚賞他的作品，他則輕蔑地說，他是外行，畫畫還未入門。他認為，他的真正天才在於建築。後來，他私下對一友人說，他作畫是為了賺錢，他真正喜歡的那幾幅畫都是以建築為主題的。經濟條件稍有改善後，他的外觀也有所改善；衣著雖舊，但乾淨多了，鬍子也剃掉了。他已獲得人們的尊敬，連曼納海姆的主管也會跟他聊天了——“這是房客很難得到的榮譽”。

他的舉止也端莊多了。他雖然仍繼續爭論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訓。“我學會了少說多聽，多聽反對意見。他們的意見異常原始幼稚。”他發現，樹敵的辦法並不能控制他們的心。

最能顯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過於他的書房。為表示對他的崇敬，誰也不想去佔他最喜歡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佔這個位子，有人便會說：“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爾·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發現希特勒與眾不同。“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都糊里糊塗地過日子……在我們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對霍尼希說過，進美術學院他雖遭拒絕，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學業。

在書房中，希特勒是知識階層的核心。霍尼希回憶說，“因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幾乎毫無例外。只是去送畫時他才離開，但時間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總的說來，希特勒為人和善，也很可愛，對每個同樣的命運都有某種興趣。”希特勒雖然與人和睦相處，霍尼希與他還是有距離的。“誰也不敢去佔希特勒的便宜。不過呢，希特勒本人並不驕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腸很好，也願幫助別人。如果某人需要50個銅幣，以便再宿一晚，他會慷慨解囊，幾次我都見他拿著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辯論中，希特勒除繼續作畫外，偶爾也會插上一兩句話。不過，一旦出現“赤色分子”、“耶穌會會員”這樣的字眼，或某人的發言“惹了他”，他就會唰地立起來與人爭辯，“非常衝動，顧不得言語粗魯”。然後，他便把手一揮，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說，真遺憾，跟你說的每個字都是白浪費，你永遠也不會懂的”。

在某種意義上，希特勒已與維也納及其下層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績，得到了別人的承認。至此，維也納已沒多少東西給他了。近幾月來，他的思想已轉向德國這個“祖國”。

在他床頭的鏡框中有這樣一句口號：

我們自由和光明正大，我們堅定，

我們仰望祖國！萬歲！

在哈布斯堡王朝這個迷人的首都，他度過了五年半的光陰。這五年半中他對維也納是又愛又恨。關於他生活中的這一章　，可以命名為“在維也納學習與受苦的歲月”，這是“苦難”的時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慘的時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學更使他定型的時期。他認為，“是我生活中最艱苦、最全面的學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隻盛著全部財產的破口袋，最後一次踏出了曼納海姆那扇雙層大門。漢尼希回憶說，看見他走，大家都很難過。“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同伴。他理解每個人，能助人時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離開了維也納，前往慕尼黑去尋找他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