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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進一步成熟。

這一切是與優秀共產黨員、賀龍的良師益友周逸群分不開的。他的宣傳教育在賀龍思想轉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賀龍自己也說過，周逸群對他的影響，是對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動，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產黨。

2。4　南昌起義前後

賀龍率領國民革命軍第十五師於1927年5月11日進駐河南駐馬店。6月15日，賀龍所在部隊進攻北洋軍閥體系的奉系，消滅大量敵軍。這時的賀龍已是北伐中的一員左派名將，部隊也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賀龍任軍長，周逸群仍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賀龍奉命率二十軍回到武漢。

六月底，武漢形勢開始惡化，汪精衛集團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大規模血腥屠殺即將開始。

漢口、漢陽正醞釀著又一次“馬日事變”。在腥風血雨中，幾十個國民革命軍的大部分投靠了蔣介石；依然無所畏懼、毫不動搖地率領全軍和共產黨患難與共的，只剩下賀龍一人。

這時的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通宵達旦地討論應變措施。然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易和陳獨秀等領導人對汪精衛集團採取無原則的妥協讓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調往武昌加入張發奎部。不料，由於處理不當導致混亂，糾察隊中不少人棄槍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繳了槍，且無處安身，賀龍毫不猶豫地收留了他們。

此外，大批從別的部隊逃出來或被“遣散”出來的共產黨員、進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糾察隊一起被解散了的農民自衛軍骨幹等先後編入了賀龍的部隊。賀龍一如既往地全力保護著二十軍裡的一千多名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此時，賀龍對汪精衛、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漸認識，並與其決裂。這以前，蔣介石為了拉拔賀龍，曾派參謀長朱紹良利用黔軍關係，秘密來武漢，向賀龍封官許願，說什麼只要擁蔣，就委為中央委員，當江西省主席，贈送一幢地處南京的大洋樓，條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賀龍對此斷然拒絕。

與此相反，賀龍對中國共產黨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無減。

據當年隨軍蘇聯顧問庫曼寧回憶：“賀龍決定把從蔣介石部隊裡趕出來的共產黨員歡迎到自己部隊裡來，但進行得十分秘密，因為當時在武漢還沒有張發奎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這一決定如公開執行，必然過早地暴露中國共產黨的計劃，萬一張發奎發覺了賀龍和葉挺部隊裡增加了共產黨員，可想而知，他從武昌出發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軍及第二十四軍的武裝。”

賀龍為了避開蔣介石方面的說客，經周逸群安排，於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蘇聯公使館內。在這裡，賀龍結識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負責同志。也就是在這裡，他對共產黨員從思想上、政治上接近，進而發展到組織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賀龍的新寓所裡迎來了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

賀龍對周公的屈尊過訪，非常感動。據在座的賀龍堂嫂陳君蘭後來回憶，他們當時主要談論的是軍事問題。

賀龍原以為，政治上，共產黨員比國民黨強；軍事上，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員強，因為共產黨還沒有直接掌握軍隊。在周恩來的啟發下，賀龍認識到，軍事上的優勢，沒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賀龍下決心跟共產黨走。

這次會見，是賀龍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參加南昌起義的思想基礎。賀龍後來對部下講述他思想轉變時說：“我遇到了真正的共產黨員（指周恩來），他的話對促使我的思想覺悟起了決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衛高唱東征討蔣，秘密召集非共產黨的將領開會。賀龍也在座，會上，汪精衛公然提出國共分家並要求各將領加強防範軍中國共產黨時，賀龍坐不住了，他當面駁斥汪精衛說：“沒有共產黨，沒有農工援助，我們革命能夠得到今天的勝利嗎？我反對分家。誰要分，我就同誰幹！”

這番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的話，弄得汪精衛的會也開不下去了，在場的將領們一鬨而散。

七月八日，賀龍派出二十軍的輪船將朱德和病中的湖北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安全護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賀龍部隊沿江東下。隊伍走到黃石港時，汪精衛已公開叛變，與蔣介石合流，就要對共產黨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賀龍在黃石港召開連以上的軍官會議，宣佈了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