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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對於賀龍早期輾轉起落的軍旅生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人們回憶他光輝的戰鬥歷程，一般都認為，“賀龍同志是兩把菜刀起來鬧革命的”。

2　追隨共產黨之謎

在南昌起義以前，周恩來與賀龍曾有過一次重要談話，然而，賀龍決一把個人的命運同共產黨緊密聯絡起來，決不是一次談話的結果。對此，彭真有過中肯的評述……

2。1　關於“主義”的爭論

參加護國、護法戰爭以來，賀龍逐漸認識到，平均地權在中國難以實現，三民主義並非良策，為了拯救國家、民族，需要另尋真理。

1920年，賀龍的部隊駐防桃源，這時，他已升任為梯團長（後稱湘西巡防軍剿匪遊擊第二支隊司令）。炎熱的九月，他的司令部裡來了兩個留日學生。

與賀龍早就相識的叫陳圖南，是賀龍的同鄉，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奉孫中山之命回鄉策動討袁，曾與賀龍組織過湘西反袁暴動，後去湘軍部隊供職，是賀龍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介紹人。

另一個是方漢儒，陳圖南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湘南寶慶（今邵陽）人，與賀龍是第一次見面。

這兩個人的到來，給賀龍的司令部帶來了一些新鮮空氣。

賀龍向來好客，因此，他們在賀龍處留連兩個星期。二人喜歡辯論，每天都大談“主義”，各執己見，爭執不下。

這時的陳圖南已不大講三民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雖然也講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又主張取消這個，反對那個，認為將來的中國，要廢除國家，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自由”社會。

方漢儒信仰馬克思主義，向賀龍介紹社會主義。他說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沒收了大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土地，消滅了俄國沙皇政權，打垮了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已經是由工農當家作主的國家了。社會主義是適合中國的，一旦中國的廣大工農覺醒，一定是會走俄國列寧十月革命道路的。他還向賀龍講了“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情況。

這兩人截然不同的觀點，引起了賀龍的深思。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分析比較，他得出了“還是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結論。他後來說過：“當時，我聽談克魯泡特金的那一套，無論在理論上、政權上、國家軍隊問題上，都沒有什麼根據。而談社會主義時，我聽得條條有理，實實在在，有根有據，對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那時候，共產黨在我腦子裡印象就很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產黨，我就在注意找共產黨。”

的確，方漢儒講的社會主義的道理，象磁鐵般地吸引著賀龍。他請方漢儒天天給他仔細講解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和一些進步書籍，專心聆聽之後，提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賀龍懷著極大的興趣詢問：“世界上有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政黨？”

得到的回答是：有，國際黨（共產國際）。

從此，賀龍在中國尋找國際黨，開始了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

三人桃源會面後，方漢儒回到原籍，賀龍念及舊情，留陳圖南當了第二支隊副司令，以後又當了參謀長。

二十年後，賀龍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員在延安過五十歲生日時，回憶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別提到了陳圖南和方漢儒，認為這兩個人“對我很有幫助”。

建國初期，他回憶在桃源時，陳圖南、方漢儒曾提醒他：“方卿兄啊，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黨作靠山才穩當，黨如同行路時的指路碑一樣，有了黨才有方向。”

那時，他們二人所說的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國際黨”，這使賀龍在初次接受馬克思主義時，便認準了“國際黨”。

2。2　“我的路子走對了嗎？”

1923年11月，賀龍被任命為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後經孫中山改任為四川討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這年，賀龍率領部隊在四川與北洋軍閥及其四川地方勢力反覆激戰三年，結果，討賊軍以失敗而告終。討賊軍內部的高階將領之間開始紛紛爭權奪利，互相吞併，他們見利忘義，不惜背叛孫中山。這些使賀龍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思考了。賀龍請來了他的朋友和參謀劉達五。劉達五是黔軍總令袁祖銘的參軍，與賀龍交情甚篤。當時，袁祖銘在一些軍閥的拉攏下，對熊克武展開激戰，劉達五深感袁祖銘走錯了路，在勸說無效之後，決定到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