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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只有他一個人穿皮鞋”。關於這雙皮鞋的來歷，沒有人深究，或許是剛從甘肅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帶回的“紀念品”吧。但這雙皮鞋卻使徐向前更顯得與眾不同，而且也引起人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似乎徐向前的部隊總是較其他的部隊更富有一些。

美國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描述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情景時說，張國燾象對待窮親戚那樣對待中央中央指揮員，因為四方面軍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供給也較充足。另外，《彭德懷自述》一書中，也記敘了當時張國燾為了拉攏彭德懷，派人給他送去幾斤牛肉乾、幾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銀洋的事。（《見彭德懷自述》）

1938年，美國少校軍長爾遜一行在河北南宮會見了徐向前。分手時，徐向前贈送他們路費50元，每人1雙草鞋，一個水壺，還給他們做了衣服。這在當時算是比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還對他們說：“延安太苦了，這裡好一些，以後有什麼困難就來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從山東回到延安，特意給中央帶了50萬元法幣。因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並沒有多少物質的東西供人們享受。陝甘寧邊區被日本人封鎖著，也被國民黨封鎖著，經濟是極端困難的，財政還要靠各根據地支援。

臨汾決戰前，鑑於坑道作業勞動強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證每人每天有兩頓飯能吃上肉，會吸菸的人，每天發給50支裝備煙半包。這真令其他部隊指戰員咋舌。

更令人稱奇的是，率領西路軍浴血奮戰之後，虎口餘生的徐向前從身上拿出10多個金戒指交給了彭德懷，說：“這是組織分給我作路費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麼用場了，全部交公。”

在一個以“小米加步槍”聞名於世的革命隊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隊伍總是格外幸運。難道是上帝被他的“仁愛”之心所感動，獨獨垂青於他所領導的部隊？或者他有什麼獨特的經濟頭腦和經濟能力？

其實，徐向前並沒有搞生產和經濟的經驗。他雖然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但他沒有成為一名職業農民。學生、店員、老師、軍人，是他走過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經濟保障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打仗，沒有後勤工作寸步難行。他經常對人談起斯大林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有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後勤工作。

基於這種認識，徐向前每在一處建立根據地，除了戰略上的考慮，必定還要考察當地的經濟狀況。當年紅四方面軍忍痛放棄川陝根據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地人民和紅軍都面臨饑荒、疫病的嚴重威脅。而每次戰鬥，他也非常注意向敵人索取部隊的給養。

徐向前牢牢記著他的家鄉有這樣一首民謠：“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沒齒子，就怕匣匣沒底子”。在革命隊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親那種“可以損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質被他繼承下來。在生活上，他體貼下屬，關懷同志。長征途中，他很少騎馬，而是讓給年幼的警衛員和女同志，還把自己僅有的半袋大米送給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軍會合前，他動員部隊捻毛線，織毛衣毛襪，打草鞋，捐獻糧食、藥品、衣物，還囑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幫助兄弟部隊解決吃飯問題。而他們自己在翻越秦嶺時還身著單衣，飢寒勞累，艱苦異常。

沒有什麼上帝，也沒有什麼“特異”，有的只是徐向前愛部隊、愛戰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無敵

愛自己的戰士是容易的，難的是有時還要愛自己的敵人。

徐向前被稱之為“仁者”，不僅因為他懂得並且擅於愛自己的同志，更因為他懂得並且擅於愛自己的敵人。那麼他為什麼要愛敵人，又是如何愛敵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時，以一個戰略家的眼光縱觀整個戰局，非常重視改造戰俘，以補充自己的兵員。對被俘的國民黨高階將領更是十分關心，甚至親自做感化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他的積極努力下，曾在閻錫山的碉堡建設局擔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設科科長的邢蔚，為解放太原做出了積極貢獻，並於太原戰役後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閻錫山第六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兼晉南地方武裝總指揮梁培璜，受到寬大政策的感召，幫助解放軍做分化、瓦解閻軍的工作；閻錫山的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戰軍總司令趙承綬被俘後，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親切地疏導他，使他進步很快，並在總攻太原時提供了重要資料。

徐向前是一個務實的人，他對敵人也以誠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