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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說：“大家稍等一下，聽伍若蘭講，朱師長原打算明天結婚，這麼一來我們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場人積極響應。

朱德將目光投向伍若蘭：“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蘭！把你親手釀的那壇糯米鬍子酒抬出來請大家嚐嚐，再告訴一聲伙房，從我薪水裡扣一部分錢買點菜來。”伍若蘭聽了撲哧一笑，緋紅著臉跑出門外，忙著張羅去了。

簡單而又熱烈的婚宴開始了。這是在戰鬥前夕，婚禮充滿了火藥味。朱德同伍若蘭兩人抬著酒罈子，挨個兒給每人碗裡斟酒，大家喝著，笑著，一直鬧到夕陽銜山，飛鳥歸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戰前的準備。早已等候在門外的女聯合會的同志，一個個手捧鮮花，紛紛擁進來，簇擁著朱德和伍若蘭朝水東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裡佈置極為簡單，只有一張木板床，床上擺著一條疊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視窗邊放有一張四方飯桌，桌上一盞油燈，進門的正面牆上，掛著朱德的軍用指揮袋。

朱德和伍若蘭送走祝賀的人後，回到房裡，兩個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愛海里……三四個月之後，伍若蘭跟隨朱德苦練槍法，成為軍營裡有名的“雙槍女將”。1929年，伍若蘭為掩護朱德，被敵人抓去，砍頭示眾。她死於忠貞的愛情，這也是一種超乎個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熾情。誰說朱德莽莽生涯中沒有發生過痛苦的悲劇，不過，他是一個善於將悲痛化為力量的人，階級仇，民族恨，還有失去心愛之人的切膚之痛，都能夠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這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戰友·伴侶

1929年3月，朱德在長汀和康克清結婚。當時朱德四十三歲，康克清十七歲，任農民游擊隊隊長，她是貧農的女兒，小時候被雙親賣作童養媳，曾在地主家做過下地的長工，後來朱德的隊伍轉戰農村，她才和農民們一起戰鬥。由於小時候起就忍飢挨餓，在很惡劣的環境中長大，她身體強壯，二十五歲時就憑自己的努力獲得了紅軍“女司令”的稱號。除了在湖北犧牲的賀龍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揮過紅軍的婦女只有她一個人。朱德既喜歡康克清，又為她驕傲，認為她是一個“在部隊的教育下成長起來姑娘——紅軍的標準產物。”尼姆·韋爾斯（即埃德加·斯諾之妻海倫·福斯特的筆名）寫他在延安見到康克清時的情景：“她的秀麗，有一雙出色的淺褐色的杏仁眼，還有圓圓的臉蛋，端莊的容貌和整齊結實的牙齒。她來看我，和我握手——這是一雙我來中國後見過的最結實粗壯的女人之手。她對我非常誠懇，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體重一百二十磅，但勻稱結實，有一種沉著、威嚴的風度。我覺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見過的農民，但她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對農業有著非常出色的瞭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銅色的面孔和紅色的臉頰擦得放光。我相信她從沒穿過女裝，而且可能永遠不會穿這個。險了穿過農家姑娘的長褲以外，她穿的就是軍裝了。”（《紅色中國內幕》）從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個充滿男性氣概的女性。同樣是去過延安的王安娜卻有另一種女生特有的敏銳直覺：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儘管年齡差別相當大——一九二九年，當時四十三歲的朱將軍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應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歲——，但兩人真誠相愛，作為戰友、同志，結合在一起，被視為模範夫妻。他們兩人婚後，從來沒有鬧過離異。

在老紅軍女戰士中，象康克清那樣健康、生氣勃勃的，找不出第二個。她有著剛毅不拔的農民性格，即使長征那麼艱難，也坦然自若。聽說，在長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槍和行李，有好幾次還揹著傷員行軍。朱德曾以讚揚的口吻對我說：“康同志象中國的‘苦力’一樣強壯哩！”

康克清穿紅軍制服，剪短了的黑髮上，戴著紅星軍帽。這位身體健壯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無丈夫氣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農婦。因為她淳樸誠實，所有接近過她的人，都喜歡她，信賴她。這一點，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戰士們都親切地稱朱德為父親。《中國——我的第二故鄉》康克清是一個女強人型的婦女，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時，她決心致力於軍事科學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無論在哪一方面，中國婦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樣的能力，也想證明，農民出身者的才能，並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勝過他們。朱德在這方面也很支援她。朱德在四十三歲這一年找到的這位終身伴侶，的確是一位可以陪伴他並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婦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